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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的確僅僅是個粗略的提綱，而且有不少缺點。在寫了這個提綱後，我逐漸地對這段歷史形成一些看法，為初步說明這些看法，寫了《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這篇文章引起了學術界對這問題的一場討論。

關於分期問題的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

第一次革命高潮時期是１８５１—１８６４年的太平天國時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時期是中日甲午戰爭後的幾年，在這幾年中發生了１８９８年的戊戌維新運動和１９００年的義和團運動；第三次革命高潮時期是由１９０５年同盟會成立到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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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年的辛亥革命的時期。

當時我認為，“根據歷史發展的情況來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階級力量的配備和關係是各不相同的，這正是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過程中的各個不同階級的集中反映”。

在有了這樣的看法後，就開始想按照這種看法寫出一本書來。以後多年間雖然做了些收集資料的準備工作，還寫了個別段落的稿子，卻一直沒有能動筆寫這本書。

到了１９６６年以後，進入了一種特殊的生活條件，雖然可以說曾有相當多的“空閒”時間，卻又脫離了一切資料。那時，也曾忽發“奇想”

，以為不妨著手考慮寫這本久已蓄意要寫的書，甚至寫了部分的提綱，但在那樣的特殊的生活條件下，寫書終於不過是個空想而已。

直到１９７３年，才獲得了接觸材料，進行寫作的可能，但是拖拖拉拉，六年多才完成這本書，除了客觀原因以外，只能說由於自己抓得不緊了。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雖然被歷史學界的一些研究者所採用，但也有提出異議的。問題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時期。

二十多年前我的文章中說：“如果把第二次革命運動的高漲僅看做是１８９—１９００年的義和團的發動是不完全的。”

農民革命——這是中國社會當時主要的革命力量；資本主義思想——這是中國社會當時的帶有進步性的理想。

“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期間雖然都存在著，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關的。追求資本主義理想的改良主義運動表現為短命的‘戊戌維新’。

以農民群眾為主體的自發的反帝鬥爭則在悲慘地失敗了的義和團運動中取得歪曲的表現。“

當時有的批評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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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說法是“對義和團運動反帝鬥爭的革命意義估計不足”。

近來學術界則有另外一種看法，以為義和團運動夠不上稱為一次革命。在我看來，在充分估計義和團運動的反帝鬥爭意義的時候，必須看到它具有的嚴重弱點；同時，也不能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義和團運動不可能發展為一個健康的反帝鬥爭，就把它的歷史地位抹煞掉。義和團雖然是傳統的農民鬥爭形式的繼續，但是它把打擊的矛頭直接指向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而且義和團運動時期已經有了資產階級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在內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時期，是中國近代史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關聯的，還有對洋務運動的估價問題。在這問題上，近來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書不認為有理由按照“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的線索來論述這個時期的歷史的進步潮流。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舉行創刊週年的慶祝會。

章太炎在這次會上的演說中說了這樣的話：“以前的革命，俗稱強盜結義；現在的革命，俗稱秀才造反。”章太炎的這個演說的主旨是對“秀才造反”

的不徹底性進行針砭，但我們不妨借用他這個聰明的說法。太平天國時期是“強盜結義”

，不是“秀才造反”

；到了戊戌維新和義和團時期，還是“強盜結義”

，而“秀才”已開始跡近“造反”

，不過“秀才”

是不願把自己捲入“強盜結義”中的；到了同盟會時期，已是“秀才造反”為主，而且“秀才”還想運用“強盜”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時期形勢的不同，就發動力量來說，基本上就是這樣。當然，所謂“強盜”和“秀才”是都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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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級含義的。

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建議把１８４０——１９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