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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他能獲得吉米·卡特那樣的內在的雅量。

但是這種救贖在他的總統生涯蒙羞之後很長時間才能到來。亨利·亞當斯曾經寫到總統領導藝術的真諦：“緊握輪盤，認準航向，尋找停靠港口。”克林頓已經握緊了輪盤，只因他缺乏心靈上的指南，而喪失了明確的方向和港口。

競選式思維

內心沒有航向讓他付出了巨大代價，現在他正在艱苦地建立一個航標。他每年的國情諮文講話都要羅列五六十項新措施，但他自己也不清楚哪些專案真正重要。他不是選擇好兩三個中心目標然後努力實現它們，而是根據外部政治環境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目標。

在財政上實施的謹慎政策，即大幅度削減赤字、節約贏餘，是他惟一穩定的政策，由於他勇敢自信地堅持不變，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其他政策都是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在第一屆任期裡，他曾經把衛生健康改革提升為中心目標，但當這一提案失敗，他就無聲無息地埋藏了它。１９９７年，他又宣佈教育改革計劃是今後努力的首要目標，但是也如其他很多計劃一樣流產了。他曾說，醫療和社會保障改革將是他留給下一代的財產，可是，１９９９年兩黨就醫療問題上達成一致的機會來臨時，他竟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因為這項改革不符合他在當時的政治需要。無法很好給自己定位的總統很難給他領導的政府定位，他能夠制定眼前的議題，卻不能放眼未來。

克林頓不是明確而穩定地運轉著政府，而是守在那些可以突出他的業績的亮點上裹足不前。他第一次競選阿肯色州州長失敗後，迪克·莫里斯勸告他，光是去做了還不夠，必須時刻關注下一次競選。就這樣，每兩年一次的州長競選造就了他的競選式工作風格。

克林頓自然而然把這種工作方式帶到了白宮，他裝備了一個競選隊伍。我不知道還有哪位總統的政府中由中央權力系統以外的顧問在發揮著主要作用。斯坦·格林伯格在曼迪·格倫沃爾德的協助下摹寫的回憶錄中提到，克林頓當選的頭兩年裡都是制定長期的競選計劃會議，參加者有總統，第一夫人、副總統還有詹姆斯·卡維利和保羅·伯格拉。１９９４年的選舉讓這四名顧問失寵下臺，迪克·莫里斯接替了他們的位置。實際上，所有這些人，加上從競選工作隊退休的業內人如斯蒂芬波洛斯和伊曼紐爾等都是優秀的政治家，可問題與他們的才能無關，而是總統本人不斷地以競選式工作風格運轉政府，這個度是總統無法把握的？

他的這種長期競選式的工作風格有三把殺手鐧：第一把是經常搞民意測驗。當今的總統們都青睞這一招。霍爾德曼每次都安排三位民意測驗專家，同時又秘密僱用第四位以監視其他人。在克林頓之前沒有一位總統像他那樣利用民意測驗來決定是否應該公開道出真相（萊溫斯基事件），是否應該派遣美國地面部隊（科索沃）。據《華爾街報》報道，布什在當選的頭兩年裡花費了２１萬６千美元搞民意測驗；克林頓在當選的第一年裡就花費了１９８萬６千４百１０美元，幾乎是布什的１０倍。第二把鐧是充分依靠在立法戰中的作戰指揮部。這一方法在競選中曾發揮奇效，為什麼不利用白宮的行政機構呢？最後一招是查爾斯·Ｏ·瓊斯所說的“由外治內”的領導方法。瓊斯發現克林頓執政的頭一年半里，平均每個月走上街頭１０次，大力宣傳他的各種計劃，活動率是里根遇刺前的二倍。里根的活動只限於華盛頓附近，宣傳演說，這樣能夠同公眾和國會雙方很好地交流。克林頓在各條大街上游說，想以擦邊球制勝。“我們需要公眾廣泛的支援以給國會施加壓力，迫使他們投票改變局面。”斯坦·格林伯格如是說。

這種競選式的工作方式在有限的情況下也奏效，國會透過了一些議案、克林頓贏得選舉，也可退避國會調查員的發難。如果下一任期仍給克林頓的話，他還會使用此方法去領導政府的。也許他還沒有意識到這種競選遊戲給他的領導造成了多大損害，尤其是同國會的關係。它趕走了總統潛在的盟友，使總統提案的透過更加困難重重。國會山裡的共和黨人士，雖然好鬥卻不受他的“以外治內”的策略的任何影響，民主黨議員也不買賬。

從定義上講，競選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遊戲，當然含有戰爭的意味，在通往勝利的道路上（有時只有一條路）必須剷除對手。勇士必須使出渾身解數去贏得勝利，不管是以公平的還是悖理的方式，他的對手只能是敵人，妥協是不齒的字眼。

但是領導政府完全是另一回事，面對問題，兩黨可以暫時結成夥伴，共同商討，而不是鷸蚌相爭。這本該是個雙贏的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