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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克林頓身上的主要問題不是光明與黑暗的心理角鬥而是心中缺乏方向指南，他有３６０度的視野卻沒有真正的指南針，他的內心還沒有形成一個定律。歷史學家大衛·麥卡洛這樣闡述哈里·杜魯門總統的成功之道：“他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他喜歡做這樣的人。他願意做哈里·杜魯門，他滿足於做哈里·杜魯門。”比爾·克林頓卻還不知道他自己是誰，他正在以別人喜歡他的程度為標準來衡量自己的價值。這使他陷入各種矛盾之中，而且在別人眼中成了力量與懦弱雙重性格的化身。

是否因為他從小在酗酒的繼父的陰影下長大，沒有得到真正的父愛，使他缺乏必需的自律精神，這是別人的話，我沒有資格這麼說。但十分清楚的是，他從童年時代開始的全部生活就是不斷地去贏得各種公職，直到３６歲一躍當選阿肯色州州長，所以他從沒有機會像別人那樣在私下裡犯犯錯誤。他始終處於公眾的嚴密注視之中，所以當他的性精力一如往昔地佔了上峰時，他便學會了津津樂道於用謊話掩蓋痕跡。克林頓年輕時也沒有時間靜下心來反思自己和總結經驗教訓以使心理臻於成熟。他從２７歲起便投入耗費精力的政治競選大戰中，多年來馬不停蹄地征戰，沒有喘息的時間。他曾思忖著，自己可能像生父和偶像肯尼迪一樣英年早逝，因此他急於把事業之杯斟滿，一飲而盡，並沒有細斟慢酌，將酒杯從唇邊移開，細細品味一下那飲酒的自我。

總統這個職務也許有些特別：凡是傾盡畢生精力孜孜追求最後得到的人，更不容易在這一職位上取得成功。尼克松和克林頓的經歷都說明了這一點。克林頓入主白宮之初，自我意識還不成熟。他沒有向權力系統內部的人尋求指導，而是從外部大環境中尋求各種暗示。他的一生都在依靠語言的藝術避開各種麻煩，而不是主動出擊戰勝麻煩。他已經形成一種幻覺，認為自己是不可戰勝的，如果偶爾口才失靈，他生命中的女人們，比如他的母親、希拉里和其他女人也會救他虎口脫險。

一個政客需要野心才能爬上政治的階梯，克林頓有足夠的野心，他和希拉里一心想要扮演羅斯福夫婦的角色，可是他從未經歷過羅斯福的苦難。七年的在野生活把羅斯福由王子錘鍊成鐵人，像克林頓一樣，羅斯福野心勃勃，不同的是，他克服了自戀欲。而克林頓還沒有完全超越自戀情結，在善於討得別人歡心的同時，他也把太多的人視作自己前進的工具。他和妻子兩人都有一種自以為是的正義感，認定了他們肩負著一種正義造福的使命，並因此被上帝賦予各種特權。既然他們的事業如此之純潔，怎麼會有人懷疑他們的動機呢？他甚至讓白宮官員們感到克氏夫婦任用他們是對他們的恩寵。

大衛·馬里尼斯指出：從８０年代晚期開始，克林頓就把機遇和責任兩種觀念融為一體，即：政府應該保證人人有均等的機會，同時個人也有責任好好地利用機會。“不過，克林頓本人的歷史表明，對自己的全部行為負‘完全的責任’，不管是‘公事還是私事’，都不是他的強項。可作為佐證的例子大大小小，涉及他生活的各方面。”

既然他對工作和生活中出現的錯誤能夠不負責任，他當然也會粉飾掩蓋錯誤。１９９９年秋的《紐約時報》上，小唐·範·納塔使用了“加擊”一詞來巧妙暗示了克林頓的執政生涯。這一比喻立即受到新聞界的青睞，它確實抓住了克林頓工作方式的一個側面。高爾夫球手由於擊球不好，球飛出了場地，特允許再多打一次，稱為“加擊球”，加擊常常被看成是給業務球手的鼓勵球。克林頓如果第一個球斜飛進入樹林中，他要加擊了，這樣做名聲不太好。傑拉德·福特和傑克·尼古拉斯曾在科羅拉多同克林頓一起打高爾夫球，賽後，克林頓向新聞界宣稱他得到了很可觀的８０分。據鮑勃·伍德沃德說，當時憤怒的尼古拉斯對福特小聲報怨：“他得的８０分中有５０分是加擊球得的。”在遊戲中打加擊球也許不算什麼，在政治生活中也打加擊球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一切都無關緊要，就很容易隔斷和忘記昨天發生的一切，而認為只有今天才是最重要的。

連克林頓的敵人也說，比爾·克林頓不是壞人。事實上，他多數時候是一個非常善良和熱情的人，他想要改善他人的生活。但是他在事業上一直匆匆忙忙，沒有時間去沉澱和充實自己的心理世界。他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幫助別人，卻從來沒有時間讓別人幫助他。在萊溫斯基醜聞的惡果威脅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時候，他才向牧師顧問們求救。而且也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他正在改變自己趨向於圓滑，他也許能夠最終完成政治生活上的心靈改造，也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