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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克林頓夫婦這樣的處世哲學是有原因的，即他們反對者的不公正。從小石城到華盛頓，狂熱的控告者們編出他們夫婦無恥的故事，來達到破壞的目的。看到克林頓家人的私人生活如何被搞得一團糟，以及他們在阿肯色州的朋友如何因被糾纏不清而被迫說出實情，人們就會同情和理解克氏為什麼總是拿起盾牌來保護自己了。他們知道如果一旦承認了一個極小的錯誤，馬上引起轟動，他們的反對派將無限擴大對他們實施攻擊。

他們的經驗證明在回答指控者們的提問時應該十分小心，這並不意味著森嚴壁壘、拒絕回答一切問題。如果說在還擊中，總統充當的角色是避雷針的話，白宮必須謹慎行事，必須要將懷有惡意的人和有正確態度的人區別對待。對於狂熱者要知道真相的要求可以緊閉其口，但對於主要的新聞機構、國會議員及適時指派的聯邦檢察官應該給予坦白的答覆。不幸的是，克林頓政府陷入了一種對指控者的憤怒當中，以致給所有人的答覆都一樣：“混蛋！不知道！”總統似乎一直在否認。

對新聞界的憤怒

克林頓對待新聞界的態度，可以從另外一個側面透視他的領導工作。在當代，他對於新聞界的操縱是最具侵佔性的，有時這種過縱已經成為他管理政府中的一個嚴重問題。

事實上，新聞界的變化是他強制推行的。在我離開里根內閣９年之後，多數時間都在新聞界度過。但當我回到政府，我驚奇地發現新聞介面臨的挑戰是多麼巨大。在西翼廳草坪前不再是隻有四五架攝像機，我現在數了一下，居然多達２４架。新聞界也變得有連續性了，以至於新聞局要一天２４小時篩選資訊並接聽電話。ＣＮＮ已成為每屆政府向世界傳送資訊的最快途徑。

更令人生厭的變化是，許多記者似乎比２０年前報道白宮的記者更加憤世嫉俗和武斷。當然也有明顯例外的，像湯姆·弗裡德曼、Ｅ·Ｊ·迪翁和羅恩·布朗斯坦，這裡只提其中的幾個。我還沒有提像盧·坎農這樣的老一代記者，雖然他的問題很尖銳，但報道卻很公正。在時下新聞行業的出發點似乎已偏離到錯誤的軌跡上，當今媒體所得到的回報必然是聳人聽聞的報道和流言蜚語。

近來對於進入公眾服務業的人來說，不容易看到業績。當我１９７１年加入尼克松政府時，大家普遍認為如果你在政壇中乾得很好，很體面，那麼在離開內閣的時候就會有更高的聲望。但今天，如果你努力工作，也很體面，在離開政府時最好的期望也只能是名譽沒有受損而已。

在與克林頓共事時，我曾經歷了風風雨雨。《紐約時報》有三四篇文章對我進行攻擊，其中一些批評是公正的，而另一些卻使我感到困惑。然後，報社派一名記者又到國務院採訪想從一個新視角挖苦我，許多同事，包括國務卿克里斯托弗為其講述了許多關於我的正面的事蹟，對此我深表感激。編輯排版的時候，這篇文章並沒有發，他告訴我說他的編輯們想讓他報道我的內容更多一點，他也確實那麼做了，但它最終仍未發表。我深感好奇，就與《紐約時報》進行另外聯絡。“它被封殺了，”對方說，“宣傳太過正面化了。”我問編輯為什麼要那樣做呢？“因為他們感到你還沒有掙夠贖金”。我反問是什麼贖金？“為里根工作的贖金。”他做出了進一步的解釋。

於是我對於克林頓政府的多次受挫和他們對新聞界的產生憤怒感到理解，尤其對總統和第一夫人的這種感受更為理解。他們有理由設立控制性機構，隨著時間推移，他們的一些努力得到了回報。他們的“快速反應”小組工作效率非常高，對於總統的訊息總是能在傳到外界之前就已經有所報道。在打擊指控人方面，他的班底完善了“處理檔案”的藝術，即在對手洩露給國會或獨立檢察官辦公室之前就已經把許多檔案交給了媒體。邁克·麥克卡瑞作為新聞署署長因此獲得了讚譽。

但我擔心克林頓夫婦給新聞界施加太大的壓力而使他們的關係過於僵化，如果能夠更開放一些並且更加尊重記者的話，他們彼此之間可能建立起有建設性的關係。信任是相互的。去年，克林頓似乎過於憤怒，氣氛註定不會友好。更確切地說，正如新聞署長喬·洛克哈特公開承認的那樣，許多白宮的工作人員在超越合法界限編造事實，雖然在新聞釋出會上沒有經常出現，但經常在電話裡，或是匿名的私人談話中，對記者或遮遮掩掩或赤裸裸地說謊，以使總統、第一夫人或他自己保有一種討人歡喜的形象。

從里根時代起有人開始了“編撰故事”的行經，我當時對政府的這種腐敗感到極為震驚。我不禁要問我們怎麼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