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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國的傳統卻大不相同，美國是一個自下而上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領袖不是從他們自己，甚至不是從他們的辦公室中，而是從人民那裡獲得權力。憲法就是以“我們人民”開頭。林肯說：“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托馬斯·傑斐遜把領導人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不信任人民的領導人，他們認為自己比人民知道的更多；另一個則認為人民是公共利益的最明智的嚮導。行使領導權力與利用職權是相互關聯的理念，但是在一個民主的社會里，他們不是一回事。不幸的是，尼克松把它們混為一談。

尼克松十分尊重中美洲，但他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他覺得其他領袖也是這樣。他告訴霍爾德曼：“普通的美國人過著一種單調乏味的生活。”１９７２年他再次當選後不久，卡耐特·霍納采訪了他，文章刊載在《華盛頓星報》上，採訪中尼克松說：“普通美國人就像是家裡的孩子。”他的話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如果我們結合上下文來讀那篇文章的話，他的評論讀起來合情合理，他試圖說明如果用政府的福利來遷就人民，他們就會依賴政府而被寵壞了。但很多讀者卻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覺得總統認為自己高於人民，而且事實上，他確實是這麼認為的。這本書的另外一段簡潔明瞭地闡述了他的觀點：“因為領袖繁忙、因為他有大大的自我、因為他忿恨被侵擾和分心、因為他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可以對那些他認為不如他的人少一點兒耐心。這種不能‘容忍傻瓜’所引起的麻煩有三方面：首先，領袖需要追隨者。這些追隨者們都有一些想法，而領袖認為這些想法很愚蠢；第二，被他當成是傻瓜而解僱的人也許並不是傻瓜；第三，即使他是傻瓜，領袖也有可能從他身上學到一些東西。領導權力需要一種領袖和人民之間的神秘連結，如果領袖表現出對人民的蔑視，這種連結就有可能斷裂。然而，人們必須時刻銘記領袖不是凡夫俗子，他們不能顯得普通，如果他們與人民打成一片，往往會給人留下不自然的深刻印象，不但顯得不真實，而且讓人覺得屈尊相從。”

結果，尼克松從不相信這個國家的人民。他告訴人民他認為人民應該知道的，目的是讓他們支援關鍵問題，正如他要求對越南問題要有耐心時，他對沉默的大多數人所發出的呼籲一樣。但他對人民隱瞞了對柬埔寨的侵略，而且他也從未告訴人民戰爭已經失敗。儘管他是優秀的戰略家，他認為外交應主要由偉人在私下裡進行，而且只有達成交易之後才能拉開窗簾讓民眾去看。如果尼克松願意相信人民的判斷，他早就已經在１９７２年６月站出來解釋引發水門入室案的可怕錯誤了。如果那時他徹底清除積弊，他在１９７２年大選中會遭重創，即便如此，他也肯定會獲勝，然後幹完他的第二個總統任期。相反，他卻選擇在兩年多時間裡對水門醜聞誤導、撒謊。最後，當證據確鑿後，一位歷史學家重新看了尼克松關於水門事件的電視講話，發現其中至少有七個重大謊言。

總統要承擔的一個最重要的公共責任就是召開記者招待會。除此之外，選民沒有機會聽到總統回答由監督人提出的問題。從富蘭克林·羅斯福開始，總統召開記者招待會的頻率一直都在下降。但在尼克松任期內，這個頻率降到了一個新低。在他第一個任期內，平均每年召開八次記者招待會，而在第二個任期內每年只有五次。正如歷史學家梅爾文·斯莫所說，尼克松召開了“從胡佛到卡特之間所有總統中最少的記者招待會”。

他站在民主傳統之外，因此，我們並不奇怪尼克松很少關心美國總統的另一個主要責任：道德上的領袖。讓我們先回頭看一看歷史，２０００多年以前，亞里士多德斷言國家的核心目標是使它的公民能過上良性生活，即節制、美德或沉思。他認為，每個城邦都應當確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是寡頭政治，民主政體，還是兩者的結合。採用哪種形式我們暫且不談，政府的目標應該是同一的。為了實現那個目標，就像他在《政治》中所講的，政治領袖的作用是教給人們“憲法的精神”。政治家最渴望的是在他的公民中建立某種道德特性，即建造美德特徵，把美德付諸行動，透過他的領導，他必須重整人民的道德精神。

研究總統問題的學者歐文·Ｃ·哈格羅夫認為，現在去理解亞里士多德的話，其含義就是總統必須是精神領袖，並鼓勵人民去牢記他們的最高價值觀，不是試圖把某種道德符號強加給他們。“政治家並不是強加給公民以最高的道德準則，相反，他必須喚起公民們與生俱來的這些價值觀和信念，並把它們應用到解決特定的問題上去。”

在美國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