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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斯菲爾德足夠的權利。１９７５年１２月發表的新的組織結構示意圖表明有９名顧問直接向總統而非白宮辦公廳主任遞交了報告。拉姆斯菲爾德是“同僚中的首席”，是與別人合作而不是領導別人。聽起來差別很小，可在龐大複雜的體系中差別卻很大，“輪輻”太多了。在這種危急時刻，福特還讓洛克菲勒負責國內政策的制定以限制拉姆斯菲爾德的權力，由此造成了兩人長期不合。辦公廳主任惟一可直接操縱的就是制定時間表、領導秘書處以及負責人事管理。

作為優秀的管理者，拉姆斯菲爾德很可能會使福特白宮以非常專業的水準運作，但他被捆住了手腳，並且一直沒能擺脫束縛。一年以後，拉姆斯菲爾德被任命為國防部長，而切尼則升為辦公廳主任，白宮的管理問題還是懸而未決。

我是在１９７５年正式加入到辦公廳的，並很快成為迪克·切尼的追隨者，我們上的是同一所大學，早年又都在政府供職，不過我只是久聞他的大名而已。在沒進入白宮以前，他在兩個機構作為拉姆斯菲爾德的代理。切尼是一流的天才，是近年來美國最傑出的公務員之一。其實，他自己就是個當總統的料。

他得到的權力並不比拉姆斯菲爾德多，他當時才３０出頭，很難說服辦公廳其他成員和國務院各部門按他的思路辦事。福特的四位密友傑克·馬什、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吉姆·坎農和比爾·塞德曼總是努力使辦公廳團結，別人卻並非都如此。迪克在辦公廳內部又組織了六個進取心強、優秀的管理者來幫助他，其中有傑裡·瓊斯、吉姆·康納、吉姆·卡瓦納、邁克·杜瓦爾、特里·奧唐奈、萊德·卡文尼和我。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每天晚上都一起在切尼的辦公室看新聞並展開討論，加入我們的還有艾倫·格林斯潘，時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同時，他還是一個聰明的政治學學生。艾倫那時總犯背痛病，經常躺在切尼辦公室的地毯上看新聞，但這個姿勢並不能妨礙他奇思不斷、妙語連珠。新聞播完之後，我們中的大多數除了格林斯潘，會穿過大廳來到傑裡·瓊斯那間小些、簡樸些的辦公室待上兩個多小時，商量第二天的工作計劃。那些晚上的碰面會漸漸演變成了福特的白宮心臟。

傑裡·福特有自己的主意，而且作為總統他也有權這麼做，可我希望他能給切尼足夠的權力來領導辦公廳。１９７６年１月，共和黨內部激烈的初選之前，一次關鍵的國情諮文發表在即，對於福特來說，這是最後一次在全國人民面前展示自己的機會，總統命令哈特曼負責起草工作。結果這份諮文搞得枯燥、陳腐，如流水賬般充斥著來年的立法建議，對於切尼和他的小組來說這遠不是他們想要的，他們需要的是主題鮮明、充滿想象、充滿激情的對７０年代最後幾年的展望。我們希望那樣的講話會促成福特連任，迪克私下找了總統，要求由我們小組再起草一份諮文以便選擇，由格林斯潘和我負責起草，當然別人也幫了很多忙。

國情諮文發表的前夜，福特把我們召集在一起討論兩份截然不同的諮文草稿。討論後，福特讓我們每個人陳述自己的意見：是希望他採取哈特曼的稿還是我們的？我記得他在屋裡慢慢踱來踱去，結果，除了總統和哈特曼，其他人都贊成採用我們的稿，表決的結果是１５？押２。總統說他要再考慮考慮，並向我們表達了謝意，我們就回去了。最後，當然他宣讀了哈特曼的諮文，只是零星地加入了一些我們的觀點。哈特曼一事使我想起了林肯的一次投票，他也與手下共商大計，除了林肯之外，大家都投否決票，結果他宣佈“贊成者獲勝”。

有時，我們當中的一些人也為總統的政治對手和當時的不確定因素分心。從哈德曼那兒出徒，我渴望在管理體系中有總攬全域性的權威。總統為什麼賦予辦公廳主任責任卻不賦予他權威呢？如此怎麼能對付在西部異軍突起的政治對手？後來，福特也承認那時他根本沒把里根放在眼裡。

對我來說，挫折感最強的是寫演說詞的時候。根據我在尼克松白宮的經驗，寫作小組應該按照總統和政治顧問們提供的框架來完成草稿。基辛格領導的國家安全小組甚至經常自己寫出質量很高的關於外交政策的演說初稿，而寫作小組再潤色一番使其更為翔實，同時入加一些閃光點。然後草稿交給重要人物們輪閱，把他們的意見加入其中，還要再修改幾次。最後，該演說詞才送到尼克松那兒。他總是半夜閱讀，並再修正一些地方或是否定草稿重新定出寫作方向。如果講演非常重要，他會拿起筆在黃色官方稿紙上重寫很大一部分。一篇演說詞要經過大家十幾遍推敲才能透過。這並不是說寫稿如同作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