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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記者招待會。貝克·達曼和我（可能還有迪弗）提出了另一個點子：把記者會改在黃金時段召開，並讓觀眾自己做出評判。里根同意實施這個建議，結果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雖然里根有時也說錯話，但與他精彩的談話和大方的舉止相比，錯誤黯然失色。

由總統定期召開記者招待會是個好辦法，能夠使政府保持高度責任感、確保嚴格執行各部門內部制定的政策。如果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里根把艦隊派到黎巴嫩後回答了媒體的各種問題，就會對沒從顧問們那裡得到明確的答案而氣憤，他就會提早改變他的政策。里根任職的最後一年，來自肯尼迪學校的馬文·卡爾布組織了一個工作組尋找解決總統召開的記者會的糟糕狀態的方法。（我也是組員之一）。工作組提議總統每月兩次在白天、每年六次在晚間召開記者招待會。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我都同意這個建議。若可以的話，我認為每週開一次白天記者招待會會更好些。富蘭克林·羅斯福在經濟危機和戰爭年代平均每週開兩次記者招待會，因為他知道與媒體定期見面，對現代領導體制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回顧過去，我認為總的來說里根政府與媒體的關係比其他政府與媒體的關係處理得更好，這是他取勝的原因之一。雖然媒體並不是總能直接接觸到里根，當然他應該與媒體接觸得更多一些，但他回答問題時，卻表現了高度的誠實性。里根政府工作班底與媒體也保持密切的聯絡，我們甚至定期與媒體見面、會晤。同時，我們竭盡全力把里根的政見傳達給公眾，以幫助他有效地管理國家。

在我離職後不久，在里根與媒體的接觸中，我們摸索出另外一條經驗，即挽回敗局的重要性。里根在執政後期，伊朗門事件把他搞得一團糟，他對此也很清楚。這是有損他名譽的汙點，一個醜聞。可後來他的所作所為卻樹立了一個挽回敗局的好榜樣。里根採取一系列大舉措，首先命令首席檢察官埃德·米斯迅速進行內部調查，以查明事情的真相。然後清理白宮內部參與肇事者，解僱了奧立弗·諾斯、約翰·波恩德克斯特等人。把大門向國會敞開，自動放棄所有行政特權，開放所有相關檔案，組建了一個代表兩黨的對外工作委員會調查事件進展情況，提出建議，嚴格管理國家安全委員會，並立刻實施。起初，里根對這件事採取了迴避的態度，但後來對發生的一切承擔了全部的責任。終於，一支新的有生命的班底在白宮重新組建起來，主要領導人包括前任參議員霍華德·貝克（將任白宮辦公廳主任）、克林·鮑威爾、肯·杜伯斯坦、Ｊ·Ｂ·卡爾瓦豪斯、吉姆·坎農，以及在處理這場風波中擔任顧問的大衛·阿布希爾。伊朗門醜聞剛爆發時，在國會民主黨中有人強烈要求彈劾總統，迪克·沃思林認為公眾對里根的信任已粉碎，但里根採取直面危機尤其是直面媒體的政策以後，又漸漸構建了自己的政治前景，恢復了統治地位。第二年，里根和國會對稅制進行了大範圍的改革，這是一個壯舉，一個很少有人認為會取得成功的壯舉。同時，里根與戈爾巴喬夫的關係又向前發展了一大步。當人們想到克林頓是如何處理與莫妮卡之間醜聞的，隨後發生的一切幾乎毀了他第二任期內的後期工作，相比之下，里根在伊朗門事件的處理上表現出的智慧，為人們處理棘手問題樹立了一個好的典範，具有重大意義。

羅納德·里根5　天才（9）

與國會接觸

限於篇幅，本文不可能對里根任總統時表現的政治技巧進行全面的論述。這裡僅介紹里根領導藝術的一些閃光點，以避免累贅的重述。但有一點需要指明，不瞭解里根如何處理與華盛頓其他權力中心的關係就無法瞭解里根所取得的成功。

雖然里根是以非華盛頓人的身份參加總統競選的，但是對華盛頓他了解頗深。因此他一當選，就開始依靠華盛頓內部權威力量。在政府交接期間第一次對該市進行訪問時，里根和夫人便在喬治城與《華盛頓郵報》的凱瑟琳·格雷厄姆共進晚餐，郵報是代表華盛頓的一支主要力量，是讓理查德·尼克松又嫉妒又憎恨的力量。里根與南希向凱·格雷厄姆等人表達了想成為好鄰居的願望，結果他們真成了好鄰居。迪弗夫婦與貝克夫婦也成了他們的好朋友，後來，米斯夫婦也加入了他們的隊伍。迪弗夫婦和米斯夫婦還在華盛頓安了家。

友好關係的建立當然不能阻止郵報或任何其他人攻擊里根總統的保守派政策，而且攻擊得更加充滿敵意。華盛頓在歷史上是一個民眾工作與享樂之地。人們之間儘管有政治立場上的不同，但仍可以成為朋友。當時在華盛頓懷疑與鄙視之風猖獗，讓人感到很是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