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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還沒下班的時候。我１９６３年從耶魯畢業，幾年後，鮑勃也從那裡畢業，在學校時我們沒見過面，我們是在１９７０年在華盛頓的一個晚會上？燻由朋友介紹認識的。在那之前不久，《華盛頓郵報》把鮑勃借調給了馬里蘭州的《芒縣警衛報》，他在那裡可以獲得報道經驗，我那時也將從海軍退役。那次見面後他給我打過幾個電話尋問義務兵役的改革問題。那時我在為徵兵處工作。我幫了他的忙，隨後我們就斷了聯絡。

鮑勃再次打電話時，他和卡爾·伯恩斯坦已成為白宮的首席調查員，並享有很高聲望，我也領導著白宮內一群不安份的講稿撰寫人。那些日子，我通常不太跟新聞界接觸，可鮑勃是熟人，況且他帶給我最初的資訊引起了我的注意。實際上，他說：“我們有篇文章對總統很重要，齊格勒不願跟我們談，別人也不願意。如果你們沒人向我們表示你們的看法，我們覺得在報上發表不太合適。你們不會喜歡這篇文章，或許會讓我們把它銷燬，但至少你們得向讀者表達一下你們的觀點。”

他在給我遞火藥棒，我對水門事件知之甚少，根本就不知道導火線會有多長。我從內部又找了兩個人：新聞署長羅恩·齊格勒和總統顧問萊昂納多·加門特。他們認為我應該把伍德沃德秘密帶進老辦公樓，讓他與加門特見面並單獨會談。不久鮑勃走側門並與萊恩進行了交談。

我甚至不記得那篇文章是什麼了，但我們沒阻止發表。第二天火藥在《華盛頓郵報》的頭版上爆炸了，給政府造成了更大的破壞。至少萊恩能插了一則白宮的辯解文章。可以說，我、萊恩和齊格勒都認為伍德沃德的來訪是值得的。他們認為鮑勃再來拜訪的話，我應該跟他談談。

那以後，鮑勃有什麼“最新”訊息就會打來電話，我把電話接給羅恩、萊恩或其他有關的人。我們背後談論著工作人員所受的折磨，我的苦悶顯而易見，我得推測出他和他的報紙的走向以便通知內部其他人。他對我周圍及白宮發生的一切有不同的反應，我發現從一個記者那裡獲得的至少要跟你給出的資訊一樣多。他年輕而充滿理想，我們都極其擔心總統支柱的坍塌。就個人而言，鮑勃不關心尼克松，因為那不是記者的工作，他真誠地關心這個體制。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還發現，他在水門事件上的報導通常都與錢有關，這與我在內部聽到的相反？燻他告訴我的要比我的上司更直接！

這不是我最後一次發現，記者成為我瞭解政府內部真實情況的最佳來源。白宮助手，就像總統一樣，最好要把觸角伸向外面，也伸向內部，否則就會被誤導或錯誤的資訊所淹沒。

尼克松離開白宮後，我與鮑勃成為熟人，幾年中，他的工作和正直贏得了我的尊敬。他極富魅力，充滿自信，能從老練的官員那裡獲得訊息，人們幾乎是想把心裡話告訴他。我不完全接受把他寫的那些作為行為準則，他可能把細節搞錯了，但是一般說來，他書中和《華盛頓郵報》上的報道都很可靠，值得密切關注。我確信，他只寫那些他認為是正確的或得到可靠保證是正確的東西。他當然是一股使政府保持誠實的力量。

尼克松倒臺後，華盛頓流行一個猜謎遊戲：誰是深喉，也就是誰是伍德沃德所說的他在華盛頓的一個車庫與他秘密會面併為他的報道提供關鍵細節的那個著名資訊源。從那時起，被認為是“深喉”的人加起來足以裝滿揚基體育場，這些人從艾爾·黑格到霍爾德曼本人無所不包。

起初，我的名字也出現在裡面，這使我感到很好笑。掩蓋活動主要策劃人前白宮顧問約翰·迪安也說是我時，我不再覺得不可思議。他沒有任何證據，只是憑藉我與伍德沃德在同所學校讀過書就做出猜測。借用一個外交術語，我對約翰·迪安懷有“最低程度的崇高敬意＂，正如一些人所說的：“首先他出賣了他的國家，進而又出賣了朋友。”當時卡爾·伯恩斯坦的夫人諾拉·艾弗蘭很巧妙地回擊了他，她寫道，誰都知道，我６英尺５英寸的身高對於在車庫見面來說太高了。

她可能還加上了別的朋友都瞭解的情況：我根本就接觸不到總統爭取連任委員會內部有關競選資金的內幕，也得不到聯邦調查局報告的細節，“深喉”卻明顯知曉這些細節。我住在弗吉尼亞北部，這也使朋友們更加確信我不是那個人。不能想象我這麼一個愛睡懶覺的人？燻會在凌晨５點左右從床上爬起來，奔向首都，給伍德沃德留下第一版《紐約時報》作訊號。

儘管如此，仍不時有謠言說我就是“深喉”，直到１９９８年，湯姆·布羅考還在全國廣播公司說我是“嫌疑人”之一。對不起，湯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