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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實質；利益集團已獲得更多的權力。正如他們所言，這諸多因素綜合在一起使領導變得更難。

實施衛生健康改革尤其困難。從富蘭克林·羅斯福和杜魯門到尼克松與卡特，國會始終在不遺餘力地阻止這項制度的改革。對於克林頓來說，這項鬥爭尤其艱鉅，因為紐特·金格里奇與保守派黨人把衛生健康改革當作控制國會的一個武器。為什麼要與克林頓合作？為什麼不選出共和黨領導的國會並採取自由市場規則？

在試圖全面改革數額為１千億美元的衛生健康產業過程中，克林頓政府將面臨著公眾政策上最嚴峻的挑戰，他們的改革之路佈滿了昔日留下的陳屍爛骨，時間可上溯到６０年前。他們也希望在這個論戰中樹立聲譽。僅此一點，其政治勇氣就值得讚揚。

在約翰遜與布羅德進行的一次採訪中，總統勇敢地承認：“是我的原因導致國會予以否決。”他認為衛生健康計劃改革的失敗提供政府不應予以干擾事件的研究案例。我們在白宮犯下的錯誤可能誤導以後的總統，他們可能也會採取大膽與眾不同的行動，因此現在我們應該在此做近距離審視，我得出的結論如下：

對國家價值觀念的錯誤判斷。領導者必須理解作為社會的一部分的她或他所生存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並以此價值觀為準則進行統治。在眾多工業化民族中，美國人長久以來得到的社會福利是最少的。如社會學家西摩·馬丁·利普塞特所說，我們是西方國家中的“局外人”，共和黨是反中央集權統治的主要政黨。猛烈反擊政府的衛生健康改革計劃與我們的核心信仰、個人奮鬥精神與不干涉他人的思想是背道而馳的。

衛生健康計劃還同新保守主義相牴觸。２０世紀６０年代，林登·約翰遜能透過醫療保險提案是因為民眾對政府高度信任，全國人口四分之三的人說他們深信政府能夠完全或大部分行使職能。而到了１９９４年，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對政府有這樣的信任度。克林頓提出衛生健康計劃時情形已經發生了變化，出籠的失敗在所難免。任何一位領導人都應該明白出臺的計劃要與時代呼應，富蘭克林·羅斯福就諳熟此道。

對總統政治力量的錯誤判斷。傑斐遜說過，“重大提案不能只建立在微弱多數支援的基礎之上。”克林頓的基石太弱，導致不能透過本世紀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項立法改革。１９９２年大選中他只有４３％的支援率，加上缺少政治家的提攜使他不可能有堅定的追隨者。執政初期的失誤又進一步削弱了他的領導力量。即便在１９９３年秋，他首次向國民發表講演推出他的衛生健康改革提議時，也缺少成就巨大事業所需的支配地位。約翰遜與布羅德認為他的“重大失誤”是沒有認識到權威的限度。

白宮中有一種傾向性的看法，認為克林頓會“出賣”一切。他在講壇上那令人生畏的權力表現能令他的反對者氣得飛上天。艾位·馬加津納甚至認為克林頓會“使複雜的局面與我們聯姻”。反對派能從克林頓那裡奪取高地，這又一次證明：白宮必須先掌握事物的實質，才能嘗試將其“出賣”。

對國會的錯誤判斷。從早期決定把衛生健康改革納入到１９９３年預算調節之內併力爭在委員會聽政例會上透過，（有的議員故意阻撓議案透過）克林頓本人認為最大的錯誤在於他接近國會的方式。參議員羅伯特·伯德為維護參議院的傳統，提出停止審議該議案，此舉在國會山留下了很壞的印象。

回首過去，眾議院領袖們能抓住由民主黨組成的多數派，這是很明顯的。實業巨頭的承諾化為烏有。議會的權威同總統在國家中的權威一樣被削弱。我們需要共和黨人的投票。我的看法與約翰遜與布羅德相反，我認為如果我們開始時就與共和黨溫和派合作，就會贏得他們的選票。但由於雙方彼此都不信任，我們從未認真地去嘗試過那條路。

對各利益集團的錯誤判斷。勞聯—產聯和美國退休人員聯合會給予提案比預想要多得多的支援，而美國健康保險聯合會與國家聯邦獨立商業聯合會卻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使衛生健康計劃走向毀滅的並不是這項計劃的本身，而是反對派的實地操作，對此連約翰遜與布羅德都大感驚訝。他們寫到，各利益集團“已經變成了各自的秘密政黨，他們未經選舉，不承擔任何責任，還僱傭了可以時常操縱總統及參議員事務的高手，這就是改革家們再三強調的所謂進展。”在與衛生健康業代表談話後，我才茅塞頓開，如我們早些溝通，他們也許會與我們合作。可我們又一次錯失良機。

錯把議案透過活動當統治。從一開始，白宮強調的重點就不足以說服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