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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態度的的國會議員們，也不能透過公眾壓力戰勝他們。共和黨人也確實如此。另外一個“戰爭房間”的誕生給另一黨派中對手們發出了明確的訊號，即我們不是在談判而是在無條件投降。紐特·金格里奇也持同樣態度，他把衛生健康計劃當作他征服眾議院的最好工具，因此，他也決不妥協。但我們應該看到“戰爭房間”不能帶來兩黨聯手，只會破壞這種聯合。

在追求完美中忽視了力所能及。我直至最後仍然堅信能夠達成妥協。勞埃德·本特森還在參議院時，他開發過一項計劃，此舉可作為打通兩黨通道的談判基礎。如果這項計劃的內容繼續得到人們的關注，它的價值就會進一步提高。在第二任期競選中，克林頓還會得到選民的進一步改革的授權，那時他仍然很強大，改革計劃會在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度獲得透過。

回顧過去，衛生健康改革與羅納德·Ａ·海費茨在他的《領導藝術的難點》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適應性工作”完全一致。海費茨論證了領導者不應在一些公眾問題上高屋建瓴去尋求解決途徑，而應發動手下人在社會的理解與社會行為的變化中開展工作。如果林登·約翰遜在２０世紀的６０年代中期簡單地將民權議案送往國會，他也許不會成功。約翰遜首先把社會熱情調動起來，當公眾態度成熟且對他有利時，他使立法成功地得以透過。遵照這一路線，我們就會把衛生健康改革做得更好。

比爾·克林頓9　體會坐過山車的滋味（8）

岌岌可危的蹺蹺板

至今仍有一個疑團：我們在衛生健康改革中為什麼犯了這麼多錯誤？未來的白宮工作中如何避免此類錯誤？這兩個問題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總統、第一夫人、艾拉、其他人，當然也包括我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到了政府工作之中。我多麼希望我能做得更出色，將衛生健康提議推到前臺，雖然我影響甚微，但我也應盡全力。

從總體上看，白宮缺乏經驗是失敗的最致命原因。理查德·諾伊施塔特以辛辣的口吻嚴正地指出，當總統們採取大的舉措時，此時總統強而有力，但他的團隊缺乏經驗，就容易犯錯誤。即便是像克林頓這樣有天資的總統也不要指望左右國會，強行透過如他的衛生健康計劃一樣重大又頗具爭議的提議。除了缺乏經驗以外，還有標榜自我一貫正確的盲目的理想主義。這是白宮的通病，這一痼疾同樣折磨著共和黨與民主黨。在克林頓的派系中，普遍認為共和黨人不顧大眾，以至於人們倒向民主黨所施的騙術。人們顯然發現我們是正確的，他們是錯誤的。諾伊施塔特提醒我們，傲慢比無知更危險。

在此我必須表達我的一個觀點，這是此案例中導致我們犯錯的根本原因所在，我將它寫出並不是心存惡意。克林頓總統在這場鬥爭中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智慧上都不是全身心地投入，他全然不像是在預算問題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鬥爭中的那個他。誠然他推動衛生健康改革已經盡力，併為它獲得透過而戰鬥，但在計劃籌謀、說明解釋、最終結果等重大方面都沒有表明自己獨立的判斷力。他雖然參與了全過程，但始終沒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權力，也從沒有運用行政資源爭取提案的成功。

事情還得回到他與夫人的夥伴關係的實質上，同時也要考慮他的過去如何影響到他們的夥伴關係。請她領導衛生健康計劃的改革本來是個好主意，她聰穎，善言辭。但讓她擔當該計劃策劃的重任並使之在國會中透過，她就有些力不從心了。歷史上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難當此任，克林頓夫人也不例外。

策劃這一專案的職責本應委命給負責衛生健康內閣領導官員唐娜·沙拉拉，就像預算專案的策劃職責應由預算部主席承擔一樣。沙拉拉夫人曾成功連任兩屆大學校長，是一位精明的政策制定者。只要總統根據目標提出指令，她可以收集部門專家的意見，並與國會、內閣、學術界及院外團體一起開展工作，召開新聞釋出會，使白宮擰成一團。總統、第一夫人、艾拉可在旁督導。這樣就可以制定出與總統預期目標儘可能接近的計劃。總統可退出第一線，他的工作重心應放在負責它的透過上。第一夫人也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這就是體制執行的方式，它曾在社會政治中帶來過突破性的變化。

總統無意中給第一夫人委派了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她在全國公眾論壇上“收集事實資料”時，發言人會投其所好。在她發表個人意見時，又很少有人反駁。在國會中，多數參議員及眾議員們都較為順從，不願如實相告。她宛如一個有許多奉迎者的大財主，永遠摸不準誰在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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