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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更多地意識到的是其他一些情感因素，作為一個南方人，我在成長過程中被灌輸了“為國效力、義不容辭”的觀念。這次我面對的是一項特殊的使命，它直接來自於美國總統，總統認為不想讓自己的職位岌岌可危，他的任職決定超越黨派界限對我來說是個好兆頭。縱觀歷史，當兩黨的領導層廣闊合作，形成兩黨聯盟時，國家通常運轉得很好。我舉一些較近的例子，二戰中，羅斯福任用兩位共和黨人擔任內閣重要職務；１９６１年，肯尼迪總統任命共和黨人擔任財政部長、國防部長、中央情報局局長和國家安全顧問，並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援；尼克松總統啟用民主黨人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擔任白宮顧問，此後又讓民主黨人約翰·康納利擔任財政部長，他是尼克松最喜歡的人。而我加入了克林頓的白宮，我不是想加入到他們的陣營之中，而是承襲了相同的傳統。可這種傳統正在暗淡，這使我感到憂心忡忡。我希望我能盡我微薄之力保住這一種傳統，因為美國亟需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從各方來信和評論中，我感到國內的許多人贊同我的觀點。

許多有機會多年在白宮工作的人和我一樣也想將自身利益同總統的利益結合起來，我們仰慕這個職位並堅信它是美國民主王冠上的寶石，不管我們的總統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我們都希望他成功。

那天早晨我站在玫瑰園裡，總統發言之後，我站在麥克風前表達了湧上我心頭的話，我說：“愛國主義必須遠離黨派分歧，現在就讓我們摒除瀰漫在國會中的黨派之爭，讓我們摒除充斥在新聞報道中的冷嘲熱諷，讓我們摒除舊的思想束縛。在過去的五位總統中有四位因黨派爭端而使政府瀕於崩潰，現在的總統必須而且能夠造就美好的未來，讓我們現在就表達出美國的需要吧。”

幾小時之後，眾議院共和黨領袖紐特·金格里齊從共和黨總部第一次與我通電話，“祝賀你，”他說，“你做得對。這就是在我們這個國家從政應具有的氣度，我會力所能及地幫助你的。”在此後的１８個月裡，他信守了諾言，為我提供了很多支援和幫助。

我上任初期，類似的聲音很少能聽到。一些共和黨人背後說我是另一個本尼迪克特·阿諾德。保守派氣憤地替我抱怨道：那些人用卑鄙的言詞攻擊我已經不止一年兩年了。鮑勃·多爾是我多年來一直支援的人物，他首次訪問白宮時，只與我簡單地握了一下手。更令我感到痛苦的是前總統布什的反應，他暗示我說在１９９２年的大選電視辯論中，我一直在秘密支援克林頓，而我本應該為布什辯護。當初我是多麼希望布什當選，我極力公開說服他應當改變競選做法，一想到這些，我就感到十分委屈。

時至今日，還有一些人仍然對我不依不饒，所幸的是，我的摯友和多數從前的同事終於理解了我。那些老手看到我並沒有在大選中追隨克林頓，而是繼續做尊重保守派的中立者，我們的關係才得以緩和。

關於我的上任，我還有另一個想法。儘管我十分敬重逾越黨派界限向我求助的總統，他和戈爾都想把我變成他們公共關係上的一個策略。最好人們更加驚訝，新聞標題做得更大，最好在全國造成強烈的反響，然後就會有人說：“啊哈！克林頓東山再起了！有人要耍這種花招時，我當然能辨明他們的動機。”

他們堅持讓我匆忙上任，使我的生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為了趕上星期日的頭條新聞，我被弄得狼狽不堪：我和妻子商量的時間太短，我也沒有時間與共和黨方面適當協商。還有把我和喬治的任命納入到同一個公告，使我們倆在

之後的好幾月裡都感到深受傷害。我犯的一個錯誤是沒有讓脫軌的火車減下速度。

儘管如此，我依然認為接受任命是正確的。我認為從那時起，在華盛頓架起連線不同意見的橋樑已經是當務之急。美國人民正在渴望一個摒除黨派糾葛和人為破壞的政治體系。

一般說來，羅納德·里根對此具有最後的發言權。那年夏天，他最後一次在首都公開露面時，微笑著對聚擾在他身旁的共和黨人說：“重返華盛頓把我帶回到美好的回憶中，我們的飛機即將到達機場時，我向下望去，看到了白宮，真像美好的舊日時光南草坪、玫瑰園，還有大衛·格根。”

比爾·克林頓9　體會坐過山車的滋味（1）

那年夏天，我在橢圓形辦公室裡看到的比爾·克林頓，和一月宣誓就職時相比簡直判若兩人。就職儀式前不久，他和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喬治亞·索倫森談到他要做個變革型的總統，要以傑斐遜、林肯、兩個羅斯福、肯尼迪為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