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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時任駐濟南領事館武官的酒井隆與時任步兵第六聯隊長的岡村寧次，都是製造這次慘案的主兇之一。

岡村寧次在混沌的回憶中掙扎了片刻，漸漸恢復了平靜。酒井隆是酒井隆，岡村寧次是岡村寧次。他把撫額的手展在眼前，上面沒有血，只有粘澀的汗液。他不是滋味地嗅了嗅鼻子。

他派人從戰犯拘留所取回酒井隆的遺物。晚上，他在聯絡班的一間空房裡設定了靈堂，領著聯絡班的全體人員在酒井隆的靈位前守夜，忽明忽昧的燭火像一陣陰風，送走了遠行的厲鬼。

日軍投降後，中國派遣軍最後一任總司令岡村寧次一下跌到了戰俘的境地。延安公佈了戰犯名單，岡村寧次被列為一號戰犯。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也將他同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了戰犯名單，要求引渡到東京審判。輿論界不斷地掀動風雲。岡村以雙肘撐著禿腦袋，哀嘆逃不脫命運的裁決：“自忖不僅被判為戰犯且死刑也在所難免。”

然而他不甘心束手待斃，他要製造騙局，在混亂中為自己撈取資本。他十萬火急地致電蔣介石：蘇蒙軍隊已進抵張家口，呈向平津挺進態勢；華北解放軍已由天津西站附近攻入天津，攻勢極其猛烈；日軍集中炮兵密集轟擊，挫敗了共軍的攻勢，使其遺屍400具；此乃共軍在蘇蒙軍隊支援下發動大規模進攻的前奏。岡村稱：如果僅是華北共軍進攻，他可以按蔣介石的命令堅決抵抗，但如果蘇蒙軍隊參與聯合進攻，他的軍隊只能撤退。岡村寧次的報告引起了蔣介石的恐慌，也刺激了麥克阿瑟。在蔣介石的請求下，為了避免平津及渤海港埠落入共軍之手，麥克阿瑟斷然下令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軍團在天津附近港口登陸。

岡村寧次見此招頗靈，進而向蔣介石建議：“中國最大的內患，是共軍部隊的實力龐大，不可小視。現華中長江與黃河之間尚有30萬日軍，建議暫不繳械，由我本人率領，在貴軍的統一指揮下幫助國軍剿滅共軍。貴方只需負責供應給養，其它武器、彈藥、醫務方面概由我們自己解決。”

蔣介石以大人物的風度，抖落黑大氅，登上一座小山頭，展示了他宏大的眼界：“中日兩國應根據我國國父孫文先生之遺志，加強協作，長期共榮。目前看來，實為重要。”岡村寧次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期間，對抗日根據地實施殘暴的“三光”政策和層出不窮的野蠻戰術，早就受到蔣介石的仰慕。其時正在積極準備打內戰的蔣介石心裡發虛，他需要岡村寧次的幫助。

但國際與國內的風聲日緊。解放區戰犯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章發表談話指出：“日本軍國主義者橫行霸道東洋數十年，其野蠻暴行，中國人民首當其衝。在‘九·一八’以來的侵略戰爭中，應當懲辦的戰犯何止千萬，而自盟軍佔領日本三個多月來所捕大小戰犯不過三百十八人。這個數目實在微乎其微。並且尚未加以審訊懲辦。而更令人憤恨者，至今還有許多重要戰犯仍然盤踞要津，繼續從事威脅遠東和平陰謀活動。如與中國人民不共戴天之仇的岡村寧次現仍安居南京，指揮著武裝的日軍，維持秩序”

為了把這個大戰犯掩藏好，蔣介石拿出他在上海灘上練就的看家本領，施展了障人眼目的幻術。他要在陽光下藏住黑影。

岡村寧次於1945年12月至1947年10月，擔任“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班長”，名目是處理日俘日僑遣返事宜。

在這段時期，岡村寧次不能像過去那樣打網球、騎馬、打獵、釣魚了。但照常可以坐禪靜養、下棋消閒，喝紹興酒、散步、洗澡、聽留聲機。養足了精神就豎起耳朵打探情報，刻意琢磨兩件事：一是拉關係巴結蔣介石。他隔三差五地與何應欽、湯恩伯、白崇禧、陳誠們走動，設頓豐宴，送派克筆和咖啡具，對起袖口過小九九，盤算國軍怎樣才能避免挨共產黨的打。二是走門子替戰犯鳴不平。今天是徐州戰犯拘留所給戰犯戴手銬腳鐐，十分殘酷，因此向國防部提出抗議；明天又說田中久一中將替人受過，槍斃了實在冤屈；再就是說廣州軍事法庭一次判死刑者達四十人太過分，懇切要求重新審理。磯谷廉介判得蹊蹺，齋藤弼州判得荒唐。他有一張馬糞紙做的面具，時常拿出來戴在臉上作生氣狀，這非但不會惹起朋友們的不快，相反會因其戲劇性的合作而使彼此間的紐帶顯得更有必要。這段時期也有些別的事幹，比如聯絡班的人飲醉酒出門與中國人打架鬥毆，傷了對方，要費些口舌調解；也有時生個病，讓湯恩伯們拎著甜酒來探慰。蔣介石對他優渥有加。

…

一號戰犯搖身變為功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