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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村寧次逍遙自在，他在日記中多次寫道：“班內我是最有閒的人，因此能細心收聽東京電臺廣播，並作好記錄，隔一天向班員傳達一次。”“我為消磨時光，開始自學中國話。”嗜血成性的暴徒品嚼著寡淡的時光也感到無滋無味。

到了1947年的10月，聯絡班的人因無事可做都回國了。岡村寧次一個人支撐著空空蕩蕩的聯絡班。其實，不如說聯絡班在支撐著空空蕩蕩的岡村寧次。

為什麼還不審判岡村寧次？民眾和輿論界越來越急迫地發出質詢與抗議。

1948年3月29日深夜，岡村寧次爬上一輛被棚布蒙得嚴嚴實實的重型卡車，終於離開了他長居的南京。次日上午到達上海，他頭戴大沿禮帽，架著深色墨鏡，裹著風衣，一頭鑽進黃渡路王文成宅邸。在這座深宅大院裡，內有日本醫生中山高志給他治療肺結核病，外有穿黑衣的便衣保鏢為他提槍警戒。

岡村寧次的轉移是隱秘的。新聞界像一群追捕逃獸的獵人，他們發現逃獸的足印失蹤了。岡村寧次是被解往上海戰犯監獄了？是中國政府頂不住國際軍事法庭的壓力，被遣返回國了？還是藏在一個秘密的洞穴養傷？抑或是肺結核病致使其口吐汙血暴亡了？新聞媒介猜測著，把住山林的每一處津道隘口，舉著刀叉與火把大聲吶喊，要把岡村寧次轟出來。

躲在王文成宅院中的困獸豎著驚恐的耳朵挨時度日，又像是在等待著噩運的來臨。

何應欽派人給他送來了法庭庭長石美瑜的訓令副本，上面寫道：“岡村寧次病已痊癒，應立即開始審理。”

果然，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送來了傳票，命令他於7月12日上午10時到庭受審。岡村寧次感到他在疾速下沉，耳邊響著嗖嗖的風聲。整整一夜，他都在清理紛亂的思緒。雖然心中有譜，但畢竟是人家的俎上之肉，刀口刀背畢竟在一霎那的翻轉之間。

然而這只是一次走過場的預審。倒是狡猾的岡村寧次利用了這次預審，在法庭上為應該怎樣處置自己定了調子。他說：“我的部下犯罪縱屬事實，但也僅是下層發生的零星不法行為而已，這與軍司令官、方面軍司令官、總司令官無關，不屬於共同責任犯罪問題。雖然如此，我仍應承擔道義上的責任。”

旁聽席譁然。

一小時後，岡村寧次退庭。庭長石美瑜與施檢察官、劉翻譯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應否將岡村寧次關進戰犯監獄。

石美瑜認為，岡村寧次是地地道道的戰犯，且健康狀況良好，應依法立即將其移往戰犯監獄臨押。劉翻譯官則堅持岡村寧次身患肺結核病，應慈善為懷考慮給予監外治療，且現在寓所為國防部指定，任何人無權擅自更動。

恃才倨傲的石庭長憤怒地拍擊著桌面說：“我以法律的名義申明，任何人無權褻瀆神聖的法典！”

有恃無恐的劉翻譯發出一聲冷笑：“請庭長先生自重，法律是公理，而不是你的歇斯底里！”

氣氛達到白熱化，施檢察官的調解無異於往白熾的金屬上潑涼水，使之定型。無奈，石美瑜只好來到何應欽的公館，以求公允。

聽了石美瑜的來意，何應欽以平靜的語氣公斷道：“石庭長依法從事，早已仰情。然岡村寧次雖系戰犯，但在投降以來再無新罪，而且對我國民政府唯命是從，多獻良策。故而對其處置，似以寬容為妥。”

石美瑜明白了，此路亦不通。最後法庭與國防部協商的結果，准予申請保釋。但法庭請來的京滬醫院朱院長經過診斷，拒絕以病由為岡村寧次擔保。於是由岡村寧次的辯護律師錢龍生出具擔保。

一直拖到8月9日，石美瑜提出的“岡村應扣押於戰犯監獄，於該處就醫”的申請，才得到國防部的批准。在8月14日對岡村寧次又一次預審後，將他送入了上海高鏡廟戰犯監獄。

9月14日的預審更為神速，前後只用了半個小時，除了招來一群記者的追問外，岡村寧次沒有受到任何觸動。

這種瀝瀝拉拉的難堪局面，老謀深算的蔣介石不會預料不到，他之所以要忍受這種難堪，是因為庇護岡村寧次實在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岡村寧次是侵略中國歷史最久，罪惡最大的戰犯之一，與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磯谷廉介一道，被日軍譽為“中國通四傑”。他參與制造過“濟南慘案”，“上海事變”，代表日本政府在在塘沽倉庫樓上籤定過“塘沽協定”，對中國人民犯下了累累血債。1941年擔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後，為了鎮壓淪陷區人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