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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四郎倒揹著手，在前躬後仰地作演說：“日本沒有充分的五金礦藏及其它製造武器所必須的原料，所以日本必需尋求新式武器，而細菌武器便是其中的一種。”細菌武器成本低，殺傷力強，且能造成恐怖氣氛，挫傷對手計程車氣。

此後，石井四郎多次指揮他的731部隊，在中國使用細菌武器。1941年夏季，他派出由100多人組成的第二批遠征隊，在常德和洞庭湖一帶上空散播了大量的鼠疫菌，使得那裡爆發了強烈的鼠疫症，造成了人員死亡和巨大的恐慌。次年夏季他親率遠征隊到金華地區，把盛著細菌的玻璃瓶和輕鐵瓶投入水井、沼澤和民宅，造成大批的人死亡，義烏縣崇山村380戶人家，死了320多人，有30戶全家死絕。石井四郎並不滿足，他要效益，還要刺激。該地有兩處日軍的集中營，關押了3000名中國戰俘。遠征隊預製了同樣數量的燒餅，用藥針把傷寒菌和副傷寒菌注射到燒餅裡去，分發給俘虜吃，然後放了他們，用隱形的屠刀大量殺害中國人，而日軍卻把中國士兵吃燒餅的情景拍攝下來，作優待俘虜的宣傳。

南京“榮”字第1644細菌部隊的成員榛葉修深為自己從事的勾當感到可恥，因而逃往中國軍隊。他寫了一份“日軍罪行證明書”，證實了日軍極其慘無人道的行為。他寫道；他所在的“防疫給水部”表面任務是為日軍預防傳染病，而實際卻在秘密製造霍亂、傷寒、鼠疫、赤痢等病菌；在1942年的浙贛作戰中，該部用飛機積載傷寒、赤痢、鼠疫等向金華、蘭溪中國軍駐地與後方撒佈，以使大批中國軍民染惡疾死亡。

榛葉修寫道：遭受嚴重打擊的中國軍隊因急速撤退，前進中的日軍很快進入細菌散佈的地區，由於飲用了那裡的水，許多日本兵被感染。“1943年9月中旬，我去過杭州陸軍醫院，當時該醫院住滿了患傳染病的日軍士兵，每天都有3—5名患者死亡。”

他檢舉了日軍進行細菌戰的目的：

“在敵軍陣地後方散佈厲害的惡性病原菌，人為地使傳染病猖獗，使敵軍斃命，士氣沮喪，此乃主要目的。這種非人道的行為給一般居民也帶來頗為惡劣的後果。”

榛葉修的證詞送到了東京國際檢察局。

使用細菌武器是嚴重破壞戰爭法規及嚴重的反人道行為。中國政府的檢舉，引起檢察局的一些官員的關注。美國法官莫羅上校開始著手調查日軍的細菌戰、化學戰問題。他被指定負責日中戰爭工作小組。

莫羅提交了一份《中日戰爭》的備忘錄，其中以充分的證據指出：日軍實施了毒氣戰和化學戰；這兩種殘暴的手段早已被凡爾賽條約等國際協定禁止；德國與義大利在二戰中也末使用；石井四郎是研究細菌武器的負責人，他用活人作試驗；日本政府對此要負責。莫羅忙乎著。

但是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對追究細菌戰犯不感興趣，他的興趣是要搞清731部隊的秘密。他許諾，只要731部隊成員積極提供情況，可以“不作為戰犯追究”。

要求審問石井四郎的請示未允准，理由是證據不充分。就是在這個時候，盟軍的化學部主任馬歇爾上校被介紹給了莫羅。這大既是個暗示：追究細菌戰不行，追究化學戰似乎還有可能。莫羅好像就做了這樣的理解。

所以，此後莫羅到中國收集證據，便把重點放在化學戰上。重點還有“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的一般背景，日本對中國的經濟剝削、南京大屠殺、販賣鴉片等。莫羅由中國檢察官向哲濬陪同，與美國法官薩頓等在中國轉了一個月，先後訪問了上海、北平、重慶、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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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戰之父用細菌贖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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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東京後，莫羅向基南提交了一份《中國旅行報告》。報告除列舉對諸方面調查到的情況外，還特別指出，日軍使用過毒氣。至於這一點，他弄到了日軍俘虜的證詞、中國外科醫生的證詞、被芥子氣毒死者的照片、中國國民政府關於日軍毒氣傷害36968人（2086人死亡）的記錄。

莫羅在東京又寫了一份專題報告《在中國進行毒氣戰的一般說明》。這份報告指出，日軍在1938年淞滬戰役中首次使用催淚性氣體和嘔吐性氣體。此後毒氣戰例頻繁，尤其在進攻武漢時，日軍肆無忌憚地開始使用劇毒的糜爛性毒氣和路易氏毒氣。據不完全統計，日軍歷年使用毒氣達1312次。這個資料確實不完全，它沒有包括用毒氣對抗日根據地軍民的屠殺。1994年，《朝日新聞》報道了防衛廳防衛研究所保管的微縮膠捲，這個從未公開的膠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