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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日本軍部曾釋出在中國使用猛毒毒氣的命令，自“七·七”事變到日本投降，日軍在中國使用毒氣達2911次，傷亡人數達8萬之眾。

在眾多的證據中，日軍中樞機關撰寫的《日中戰爭中化學戰例證集》是極有價值的資料，它證實了日軍對毒氣武器的研究開發、製造、教育、實戰使用等有計劃的過程，並證實了日軍軍部對化學戰的指導。在這份資料記載的40個戰例中，宜昌攻防戰應該算是突出的：1941年秋正值第一次長沙戰役，乘日軍在宜昌的兵力薄弱，蔣介石嚴令第六戰區司令官陳誠奪回宜昌。駐宜昌日軍被完全包圍，瀕臨全軍覆沒，於是孤注一擲，向圍攻的中國軍隊發射了包括芥子氣在內的大量毒氣彈，才保住了佔地不失。

證據結結實實地握在莫羅的手裡。然而他又空忙乎了，他起訴的願望又被壓制了。就是對化學戰也不予追究。檢察方面不起訴，法庭便談不上審理。

麥克阿瑟即使坐在馬桶上，他也牢牢地控制著一切。對於化學戰與細菌戰的戰犯是否追究，他有兩個顧慮—個企圖。

其一，1925年訂立的關於禁止使用毒氣和細菌武器的日內瓦國際公約，日本雖簽字了，但卻未予以批准，而美國同樣沒有批准，如此要是在法庭上饒起舌來，沒準會招惹多少麻煩。其二，美國在日本的土地上扔了兩顆原子彈，同樣是底氣虛的事。當年日本政府就提出抗議，說原子彈的殘酷性遠遠地超過了毒氣武器；在法庭上，東條英機就利用了這一點，反駁了法官有關毒氣武器的審訊。其三，美軍一直把研製和實驗細菌武器與化學武器作為一個優先任務，日軍耗費了鉅額資金和無數生命，在這方面取得了領先的成果，美國只需勾銷戰犯的罪狀，便可以空手籌碼在袖子裡頭做成交易，獲得罪惡的研製成果，來充實自己的武庫。

這第三點才是最重要的。早在1943年，日軍下級軍官伊藤在九江地區誤入中國軍隊防區，被抓獲後供出日軍研製和使用細菌武器的一些情況。戰區的蘇聯顧問組馬上要求與伊藤見面，透過雙重翻譯，詢問了伊藤。重慶美國顧問團得到情報後，立即派來三名美國顧問，自帶三名美籍日僑作為翻譯，與伊藤秘密交談達兩週之久，瞭解日軍細菌武器的詳情。

這情形就如同一群強盜乘著月黑風高殺人越貨，聚集了大量沾著血腥的金銀珠寶，密藏了起來。結果另一撥子強人佔了寨子，並以壓寨夫人作人質，要麼交出金銀珠寶，要麼殺了壓寨夫人。當然，我得一筆逆財，你揀一條小命，這實在是一件兩全齊美的事。細菌武器對美國來說，無疑比金子還要貴重。

白白地獲取日本的細菌武器，確實不知要使美國省下多少力氣。

日本為研製細菌武器，投入了鉅額資金和大量的人力物力，用盡了滅絕人性的手段。

日軍最初的細菌研究機構，是1932年設立於日本陸軍軍醫學校的“防疫研究室”。次年，考慮到需用大量活人進行試驗，經參謀本部批准，在哈爾濱南崗地區成立了細菌研究所，它是保密的，對外稱之為“加茂部隊”，此後還用過多種假代名稱。1936年，根據天皇的敕令，以原有的研究機構為基礎，在中國長春和哈爾濱建立了兩個強大的細菌基地，後又在南京和廣州建立了細菌部隊，其中最重要、規模最大的是“東鄉部隊”。

“東鄉部隊”位於哈爾濱東南約20公里處的平房鎮。在五公里長的圍牆裡，中央聳立著一座異常高大的四方形的樓房，它周身鑲嵌的瓷磚閃耀著白色的光輝。它的東邊有一座直插雲霄的煙囪，整日製造著滾滾烏雲。煙囪的外側是一個機場。中央大樓的西面，並列著一片白色的像醫院似的建築物、倉庫、公寓式的宿舍。到處都瀰漫著石炭酸的氣味，陽光像魚鱗的反光一樣幽晦，來往的人靜無聲息，臉上包裹著嚴密的鐵絲網。一聲慘叫劃破了寂靜，使這裡像是一座陰森恐怖的殺人魔窟。

1941年，“東鄉部隊”改稱為“關東軍第731部隊”，工作人員增至3000人。

這裡的魔王是石井四郎。從一開始，他一直是研製細菌武器的核心人物。

石井四郎1892年出生於千葉縣一家大地主家庭。從小聰敏過人，且有一股堅韌的鑽研精神。1919年考入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院，由於學習成績出類拔萃，校長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做妻子。此後他專事研究細菌學、血清學、防疫學和病理學，對一戰中的毒氣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而萌發了製造細菌武器並用於戰爭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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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戰之父用細菌贖命（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