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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收人同前代一樣主要依賴農業賦稅，但到了北宋，政府專賣收人和各項商業稅收開始超過農業收入，到了南宋時國家收入就大部分是從商業中獲得的。儘管後世政權更為依賴農業收人，但宋朝以後商業收入亦成為政府收入的另一重要來源，商品經濟的發達也使這些政權的財政狀況較前代更為穩定。

晚唐和宋代貨幣的廣泛使用給國家的幣源帶來了壓力。宋時平均每年的鑄幣數量為13　萬一31　萬貫，10世紀晚期達到88　萬貫，到了11　世紀更高達183　萬貫，但即便如此仍是供不應求。為了解決這一需要，政府有時限止鑄幣之外的用銅，或減少每貫錢的枚數，同時禁止銅幣外流，並且在這一政策證明無效時，對鑄幣徵收高達50　％的出口稅。政府甚至在四川、陝西等地試行鑄用鐵錢以在漢人與胡人之間設一道“鐵幕”，但未能取得成功。金銀的使用（如金沙、銀錠）一度解決了鑄銅不足的危機，但奇怪的是，中國人很少使用這些貴重金屬貨幣。

這時出現了一種最有趣的解決辦法，即發行紙幣，這就足以證明當時的貨幣經濟是何等發達。當時政府和商人都面臨著如何長途運送大量貨幣的問題。銅錢由於體積過於笨重而不合要求，於是各種紙幣和票據應運而生。早在811　年，唐朝已開始發行所謂的“飛錢”來支付外地購買的貨物。這種票據可以在京城兌換成貨幣。這種做法在宋代廣為使用，當時曾製造出大量的此類票據。由於使用方便，商人們經常在同行之問用它來轉賬、劃匯。

同時，在私人錢莊裡也出現了另外一種紙幣。這種紙幣類似存摺，異地承兌時加收3　％的服務費。這種票據因其使用方便，起初以與其面值等值的貨幣流通。四川成都發行的“交子”是最著名的一種鈔票，當政府於1024　年開始發行“交子”時，“交子”就成為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的面額為整數．從200　到1000　（即一貫）不等，承兌時例收3　分利錢，而且每三年“一界”，發行新交子以淘汰貶值的舊交子

成都的交子起初發行了125　。　6　萬千貫，後來又明智地縮減為36　萬貫：另外其他地方也發行各種紙幣。不過，政府一到財政困難時，就象後世各國政府一樣，開始超額髮行紙幣直至紙幣貶值。從貨幣的發展及其他經濟特徵來看，宋朝的商品經濟代表了中國在19　世紀前的最高發展水平。

五、社會與文化

縉紳階級

中國的商業革命對社會、政府的觸動並不像西方那麼巨大，其原因是，這場革命是在一個高度組織化、官僚化的帝國裡發生的，這一帝國能夠適應經濟的發展並從中汲取新的力量。與之不同，歐洲封建社會的社會政治制度面對經濟的變革束手無策而因此崩潰，並且導致了一場根本性的變革。不過在另一方面，中國8　至13　世紀的經濟發展確實也推動了當時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當時出現的社會型別蘊含了許多現代都市文明的特點並且一直持續到19　世紀，故我們不妨稱之為前現代社會。不管怎樣，12　世紀的歐洲文化似乎只是19　世紀西方文化的遠祖，但當西方人19　世紀來到中國時，他們發現700　年前12　世紀的中國卻更為年輕而富有朝氣。從六朝和唐初的貴族社會到宋朝時基本上是平民性的、更為平等的社會，這一轉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土地所有制和賦稅制度的變化。在此之前，絕大部分土地有部分分給了農民，他們的勞動所得（農產品、勞動力）為政府古有，另一部分土地則掌握在豪門巨族手中，他們可以免交賦稅並透過政治、軍事手段控制蔭庇其下的農民，並且憑著他們的財富與獨立的權力基礎左右朝廷。社會轉型之後，政府與土地私有不再對立，而私有的土地、財產亦不再與權力或政治影響掛鉤。其結果就是大批中小型地主的出現，同時，簡便易行的新型賦稅制度出現後，也使得先前的貴族很難再保持其不納錢糧的特權並因此而逐漸沒落下去。

商業和貨幣經濟的飛速發展亦打破了自給自足式的生產方式，而且隨著科舉制度的完善，平民士子逐步登上政治舞臺，權力漸漸集中在皇帝及百官手中，豪門巨族的政治影響也就日益黯淡下去了；同時，舊式貴族亦漸漸融人了縉紳階級或地主階級，分散的小塊土地代替了大批集中的田產而成為常見的土地所有形式，替地主耕種謀生的農民亦從隸農轉變成為佃農。

與舊式貴族相比，新的縉紳階級對農業財富的依賴程度大大減輕了。事實上從宋朝開始，農業的經濟價值已日益變得無足輕重。由於在中國擁有土地是件榮耀之事；而且土地相對可以避免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