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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合法化的要求，但實際上對上海以南沿海地區繼續發展的鴉片生意採取了預設的態度。除去廣州等5　個通商口岸之外，當時還有10　箇中外鴉片生意的半公開碼頭。當時中國吸鴉片的人越來越多。19　世紀50　年代，每年流人中國的鴉片高達五六萬箱，比20　年前增加了一倍。美國的鴉片商，如旗昌洋行，以前從土耳其將鴉片販至中國以與東印度公司爭奪生意，如今可作為印度在華代辦商而直接與怡和洋行或丹特公司一逐高下了。美國也和中國、英國、蘇格蘭及印度一樣，透過鴉片生意而發了大財。中國開始在本國大量種植鴉片，後來便取代了從印度輸人的進口鴉片。不過在19　世紀中頁，幾大洋行因其商船運送迅速且有武力保護，加之資本雄厚、設施先進，完全控制了中國的鴉片生意。中國的茶葉和絲綢出口每年都超過1　億磅，但賺得的錢主要都用在支付進口鴉片的費用上了。英國的紡織品等商品在中國的銷路並不理想，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農民大多自給自足，往往並不富裕，他們自耕自織地生活，沒有多少餘錢去購買洋貨。地處西歐一隅的英國商人並未意識到這一點，他們一直堅信，只要每個“中國佬”的襯衣後幅多用1　英寸布，蘭克夏郡的工廠就足以忙碌兒十年的。

幾個通商口岸，特別是上海，呈現出一種在有序競爭基礎上產生的積極進取、富於活力的氣象。上海和廣州的商會下屬大約有2　儀刃家商行，其中大多數為英美公司，它們在各個貿易領域內進行著優勝劣汰的商業竟爭。不過5　個通商口岸與香港有所不同，它們都有英國炮艦把守，居民年齡偏低，人員流動迅速。這些地方也實行有序的商業競爭，加上廣大的“異教徒”有待基督拯救的美好前景，便吸引了大批新教徒來華傳教。不過中國對此反應冷淡，新教傳教士們的傳教事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耶穌會於1773　年解散後，他們在北京的地位被拉撒路教派的法國神父所取代。在外地，清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成功地鉗制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從1801　年到1829　年，只有少數兒個傳教團能深入鄉村傳教。此外便只有新教在華的開拓者馬禮遜了，他在東印度公司的庇護下，自1807　年起便在廣州傳播新教教義。新教傳教團（又稱福音教派）是工業革命的精神產物，18　世紀時產生於英國及北美新英格蘭地區。馬禮遜成功地將《　聖經》　翻譯成了中文。為增強與廣州市民的親善，他的同事於1818　年在馬六甲創辦了有名的英華書院。

首批來華的美國新教傳教士系受美國海外佈道會（　1810　年創立）派遣，於1530　年在廣州登陸。他們創辦了著名的《　中國叢報》　，編者之一的威廉姆斯還編寫了一本《　中國》　（1848　年），在西方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美國傳教士伯駕在廣州開了一家眼科醫院，從此醫學傳教團亦進入了中國。後來威廉姆斯與伯駕及馬禮遜等英國傳教士一樣先後從政為本國政府服務。不過，他們從政，主要目標仍是為了向中國人傳播福音，特別是透過樑阿發（1789一1855　年）等皈依者編寫的宗教小冊子進行傳教。為了使福音廣為流佈，他們試著採用漢字注音（即用羅馬字母拼寫漢字）的方法。不過很長一段時間內阪依者寥寥無幾，不過數十名而已。

同時，羅馬天主教會亦捲土重來，在中國各港口城市及內地進行傳教活動。天主教傳教團的保護者法國政府從清朝統治者那裡獲得了弛禁的保證（1844　年、1846　年），自此在華天主教士可以公開進行傳教並且重建了一些教堂。透過建立在華級差會，天主教在中國迅速傳播開來。耶穌會於1814　年得以恢復，以上海徐家彙（徐保羅，即徐光啟的家鄉）為在華傳教的中心，在中國教友的幫助下，和拉撒路會、聖多明我會等歐洲教會一樣，兒乎在中國每個省份都得到了重興。儘管傳教在內地仍屬非法，天主教會各派的傳教活動仍比新教傳教團爭取到更多的信徒。不過，前者對中國社會構成的衝擊也不像後者那麼巨大。在華天主教傳教士身穿漢裝，並且按照中國人的方式生活，他們開辦的學堂也不教授歐洲語言，而在華新教傳教士則更為強調本身的宗教文化，並且更為直接地批判中國的風俗習慣及佛教、道教這些“偶像崇拜”。這樣，天主教在中國相對深入人心，但對中國社會產生革命性推動作用的卻是基督教新教。

廣州人扮演的歷史角色

西方對中國的影響在廣州人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外國人家中的僕役、律師行中的中國商人、中國的鴉片商及宗教書籍分發者最初都是華南人，尤其是廣州人。他們各操不同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