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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但凡學問，一為吟詩作賦、尋章摘句，這當然也是學問。還有一種學問，卻是在故紙堆裡尋求真義，諸如孔孟、董夫子，宋初之周敦頤、二程洛學，又有荊公學派、溫公學派、蜀學派等，近才有朱熹集大成者，他們的學問其實就是自己的治國主張。無論是仁恕之道，還是存天理滅人慾，其實就是為政之道。但我更願意稱之為哲理，但凡有一套自己地哲理主張者，即成一家。若是為一些人所贊成。即是一大家。孔子之不得志，朱熹之落魄。能否得志還要看他們的主張是否為有真正權力者所能容。”趙誠道，“孔子年代，列國政出大夫，陪臣執國命也，若果真按照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話，必然會損害一些大臣的身家利益。士大夫們如何能答應？朱熹也是一樣，他不僅得罪了當朝大臣，還得罪了皇帝，下場可想而知了。可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新皇帝即位，金口玉言，朱熹就成了萬人矚目之碩儒。”

“秦有商鞅，故秦法苛刻；漢有董仲舒，故獨尊儒術。國主的意思是說，但凡一種主張施行與否，並非是其法高下如何，而是掌權者之選擇？”劉翼有些洩氣道，“我所集註十三經，雖不同於漢至五代之治經那樣，從章句訓詁處著手，但終究是學問本身，於國無益，只能供做學問者參考一二。”

趙誠見劉翼有些洩氣，鼓勵道：“明遠兄不必頹唐，誠如你所說，這朱熹所著述不過多了一副筋骨，因而其血肉豐滿，為江南士人所景仰。若是你劉明遠若也能給自己找到一副筋骨，那豈不是也成一大家？”

“做學問豈能如此？”劉翼詫異道，“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先人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代又一代的君主都這麼說，文人們也這麼說，所以天下百姓都認為皇帝就是天，是不可違抗地。倘若先人說，普天之下百姓最大，皇帝若是不堪，應當被趕下皇位，後人會怎麼看？這不過是一妄言，既使說了，沒人會放在心上。孟子也曾說民為貴，然而真正為皇帝者在意嗎？”趙誠道，“我趙誠也是一國王，所以我若是說你劉明遠所說地就是普天之下最正確的主張，凡是與你所言相背的，都是偽禁之學，將來若是在我治下興科舉，那麼我賀蘭的讀書人誰會不將你劉明遠的著述當一回事？再進一步說，我趙誠若是得了天下，那又會是什麼樣的情景？上有所好，下有所趨也！”

趙誠光明正大地說出來自己的意見，無非是要確立自己的治國主張。劉翼是趙誠的心腹，雖然並沒有沽名釣譽之意，但自己地著述若是有利於趙誠的統治，他當然不會拒絕。

“蜀學如蘇氏，洛學如程氏。臨川如王氏，皆有所長，不可偏廢也。然學者好惡。入乎彼則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此好惡所以萌其心者。蘇學長於經濟，洛學長於性理，臨川學長於名教，誠能通三而貫一，明性理以辨名教。充為經濟。則孔氏之道滿門矣，豈不休哉！”劉翼懷疑道，“難道國主欲以一家之學蓋百家之學乎？”

“我早就說過，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將來我不會去禁止任何一家學說。但為政者，總會有所取捨，何為治國之道。全有賴於明遠兄之著述。”趙誠道。“司馬公著《資治通鑑》，試圖以史為鑑，考歷代之得失，藉以今用。明遠兄所述不僅要有自己的地筋骨，這副筋骨還要經得起考驗才行，言前人所不能言，推陳出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為好。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五經為要。然文字由大篆到小篆，又從秦篆到漢隸，尤其是經秦火，古代經文亡逸頗多，後世之儒不得不窮首皓經。有一二字經文便有三五萬言之註疏。以致有白首不能通一經之說，故步自封罷了。但宋人卻不這麼做。是從義理大義出發，講究經世致用。我觀朱熹之學說，卻是道德性命之說太甚，雖有經世致用之主張，我卻不太贊成，用來治國卻是差了些。”

“治民、軍事、天文、算術乃至百工，處處皆學問，國主要是讓士大夫精通百業，豈不是太強人所難了些吧？”劉翼道。

“儒學為體，雜學為用。”趙誠道，“譬如練軍，儒學可沒告訴我如何練兵；又如冶鐵，若無技巧高超之匠人，如何才得沙場殺人之利器？再如律法，儒家主張仁字當先，然而時世卻是該嚴則嚴，該寬則寬，只因律條規定之不同，不能因時因人而異，時人都雲秦法苛刻，然宋國不殺士大夫，卻也是過寬了。還有商業及商人之地位，我一向卻將其視為國家基業之一。若是儒者，重農而輕商，則吾不喜，重文而輕武，我又不喜。宋人治學，從釋家中尋求真義一二，卻又反佛。我心目中的儒學，卻不是故步自封，雖堅持本心，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