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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至今日止在北平居住的時光，佔了一生之半，從十一二歲，到三十幾歲，這二十年是生平最關鍵，最難忘的發育，模塑的年光，印象最深，情感最濃，關係最切。一提到北平，後面立刻湧現了一副一副的面龐，一幅一幅的圖畫：我死去的母親，健在的父親，弟，侄，師，友，車伕，用人，報童，店夥，剪子巷的庭院，佟府堂前的玫瑰，天安門的華表，‘五四’的遊行，‘九一八’黃昏時的賣報聲，‘國難至矣’的大標題，我思潮奔放，眼前的圖畫和人面，也突兀變換，不可制止。”①

①冰心：《默廬試筆》

全國解放後，她和丈夫、孩子們從日本歸來後，再一次定居在北京。她的孩子們象她本人年輕時一樣，在北京讀書和工作。她的相濡以沫的丈夫，安眠在北京。她在北京過著安靜的晚年。

因此，正如本章題記所引的，冰心老人自己在八十一歲的高齡，所寫的另一句話那樣：

我對北京的感情，是隨著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

家中閒居的生活，使聰明的小冰心覺得無聊。於是，在1914年夏天的一個傍晚，她就向她的第一任啟蒙教師，也是她的舅舅的楊子敬先生提出——她要去學校上學。

疼愛外甥女兒的楊子敬，趕緊向他那些長住北京的朋友們打聽，可有什麼好的女子中學；他們便向他介紹了一所很有名氣，校址又離謝家很近的學校——東城燈市口公理會的貝滿女子中學。

謝葆璋是見過世面的人物，他知道教會學校的教學認真，英語口語也純正，而且除了教書和讀書之外，並不勉強學生入教，所以，他就堅決地支援女兒去上學。

冰心的母親楊福慈，是一位很有見識的婦女。她一直鼓勵女兒要好好讀書，學些能耐，將來長大了，能到社會上去就業。她常常向女兒講述自己經歷過的一件傷心事情：那是在她十八歲的時候，她的哥哥結婚的前一天，家裡的長輩們都在忙著，為她的哥哥佈置新房，她在旁邊看著，只高興地、好心地插了一句嘴，問：那小桌子上，能不能放上一瓶花？她的一位堂伯母，就很不高興地打斷了她，說：“這裡用不著女孩子插嘴，女孩子的手指頭，又當不了門閂！”這件事給楊福慈的刺激很大，所以，她在結了婚，成了家，尤其是有了一個聰明過人的女兒之後，她就時時提醒小冰心說：“現在你有機會和男孩子一樣地上學，你就一定要爭氣，將來要出去工作，有了經濟獨立的能力，你的手指頭就和男孩子一樣，能當門閂使了！”①

這樣，在1914年的秋天，楊子敬先生就帶著冰心，到貝滿女中報了名。

貝滿女中座落在燈市口“公理會大院內西北角的一組曲尺形的樓房裡。在曲尺形的轉折處，有橫寫的四個金字‘貝滿中齋’——那時教會學校用的都是中國傳統的名稱：中學稱中齋，大學稱書院，小學稱蒙學。”②

①冰心：《從“五四”到“四五”》

②冰心：《我入了貝滿中齋》

報了名之後，小冰心就被一位中年的美國女教士——這就是貝滿女中的校長斐教士，領到了一間教室裡，讓她坐在位子上，遞給了她一道中文老師出的作文題目，叫做“學然後知不足”。事有湊巧，原來這個作文題目是小冰心在家塾裡早就做過的，於是她不費思索，拿起筆來，一揮而就，讓這位美國女校長看得十分驚奇讚歎，立刻對楊子敬表示：她可以插入一年級，明天就交費上學吧。

就這樣，冰心成了貝滿女中的學生。

貝滿女中是一所新型的學校，教學內容與過去讀四書五經的中國傳統教育，迥然不同，完全是從歐美的學校裡借鑑過來的——數學，物理，化學，地理，歷史，常識，語文，英語，體育，等等。冰心正是在這裡，有生以來第一次接受了系統的科學教育。在考進貝滿女中之前，除了在福州女師預科上了短期學校之外，冰心所受的教育，都屬於家塾性質。家庭教師——舅舅楊子敬先生，雖然思想維新，是個民主主義者，但是他所教授的功課，卻僅限於文學、歷史諸方面。所以考進貝滿女中之後，她認為文科毫不吃力，老師在課堂上講授的古文，大都是她早就看過，或背誦過的，引不起她多大的興趣，她一邊聽著老師講，一邊就悄悄地看小說，或寫數學作業。

她仍象童年時代那樣，心中充滿了幻想，腦中常常湧現出畫意和詩情。一個微笑，一束花，一片大自然的風光，就能無意間深深地刻印在她的記憶之中。從表面上看，她正行進在學校生活的刻板軌道上。然而在她的心裡，卻總是保留著許多關於美，關於善的意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