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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不愧被稱為十九世紀末期的先進的中國人。但是，由於種種歷史的與個人的原因，他們又與封建統治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具有非常濃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以至於到了五四運動前後，竟然又狂熱地鼓吹起尊孔和崇儒來，墮落成為典型的保皇派和復辟派。這一切，都說明了：要想徹底地摧垮封建主義，把一個腐朽的、落後的、貧窮的、人和人之間不平等的舊中國，變成一個民主的、科學的、獨立的、富強的新中國，還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歷史程序。

五四運動時期的有識之士，都充分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們才從啟蒙思想入手，發動了這場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不過，具體地說，發生“五四”事件的近因，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上對山東問題的處理，使中國的知識分子感到極度的失望和憤怒。最先把這種憤怒化為行動的，是北京的學生。

五四運動前夕，北京學生的思想，就非常活躍了。在先進的教授們的努力之下，大學生們開始接觸了西方先進的思潮，過去聞所未聞的一些名字，如盧梭、孟德斯鳩、海涅、巴枯寧、克魯泡特金、列夫·托爾斯泰、易卜生、莫泊桑、蕭伯納、狄更斯，等等，強烈地吸引著他們，這些人物的新鮮的、別具一格的思想和見解，都使剛剛衝破了八股文羅網的中國青年們著迷。

除去外國人的著作以外，中國歷史上一些愛國的、立志於改革的志士仁人的著作，如康有為的《大同書》，譚嗣同的《仁學》，以及記載外族侵略者屠殺漢人的《揚州十日記》等，以及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也在大學生們中間，普遍地流傳著。

對傳統的封建專制制度及腐朽的政府早就不滿的大學生們，內心裡一直充滿著改革的激情。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的慘敗，直接地刺激了他們愛國的熱情。於是，他們立刻就積極地行動起來了。

從5月1日至3日，他們熱烈地討論了三天，目的是想要找到一種合適的方法，來痛快淋漓地表達一下他們對腐敗的中國政府及外國列強的不滿，最後，他們取得了一致的意見：立即召集北京所有的大學生，舉行一次示威大遊行。

5月3日晚上，由北京大學發起，在沙灘附近北河沿的北大法科，召開了北京大專學生代表的臨時緊急會議。到會的竟有一千多人。會上決定，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的中午十二時半，舉行群眾大會，遊行示威，抗議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時選派代表到除日本以外的各國公使館，陳述對青島問題的態度。會議的氣氛極為熱烈，北大法律系的一個學生，當場撕下來一塊衣襟，用手咬破中指，寫下了“還我青島”四個鮮紅的大字。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學生，痛哭流涕地表示：如果不舉行示威遊行，他就當場自殺。

5月4日，是星期日。這一天的上午十點鐘，十三所大專學校的學生代表又在法政專門學校開會，陸軍學校也派了學生代表列席。這個會議開了一個半小時，透過了五項決定：（1）通電國內外各團體，呼籲他們抗議巴黎和會的山東決議案；（2）設法喚醒全國各地國民；（3）準備5月7日（這一天是國恥紀念日，是四年前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後最後通牒的日子）在各地召開國民大會；（4）聯合北京所有的學生，組織一個永久的機構，負責學生活動以及與其他社團聯絡關係；（5）決定本日下午遊行示威的路線，由天安門出發，經過東交民巷入崇文門大街等地。下午一時半左右，天安門廣場已經聚集了三千多名學生，他們分別來自十三所大專學校：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前身）和匯文大學兩校的學生來得最早，接著是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工業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醫學專門學校、警官學校、鐵路管理學校、稅務學校、中國大學、民國大學、朝陽大學等校的學生。北京大學的學生到得最晚。因為上午十一時左右，忽然有幾個政府的軍警長官及教育部的一個職員駕臨北大，勸告學生不要參加遊行，為此雙方展開了辯論，致使北大的學生隊伍最晚到達天安門廣場。

下午兩點鐘左右，學生隊伍開始從天安門廣場出發，向東交民巷各國公使館前進。在隊伍的最前面走著的是兩位山東大漢，他們舉著兩面當時的五色大國旗。在他們後面，又有人舉著一幅贈給三個賣國賊的輓聯，這條輓聯上寫著：

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遺臭千古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

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

這裡是以曹操和章惇的姓來指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