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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和章宗祥。參加遊行的學生都舉著用白布或用白紙做成的小旗子，上面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寫著“打倒賣國賊”、“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款”、“拒絕簽字巴黎和約”、“抵制日貨”、“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反對強權政治”等標語。

也有的小旗上，畫著諷刺漫畫。

學生們一邊舉著小旗呼喊著口號，一邊向圍觀的群眾遞送他們事先印好的傳單。這傳單名為《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上面印有懇切而又激昂慷慨的文字：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上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遊行，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舉了！

今與全國同胞立兩條信條：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大學生們排著整齊的隊伍，有秩序地走著。圍觀的群眾靜靜地站在街上，看著從學生們手中接下來的傳單，聽著學生們呼喊出來的口號，有的感動得流下了眼淚。有些放學回家的小學生們，在路上遇見了這些素不相識的示威遊行的大哥哥大姐姐們，就自動地加入了遊行的隊伍，有的還幫助大哥哥大姐姐散發傳單。有些外國人也向大學生們脫帽，喝采，有的還揮動著帽子，向大學生們表示同情和敬意。

浩浩蕩蕩的學生隊伍走到了東交民巷西口，要進入東交民巷使館區的時候，警察擋住了去路，聲稱這個地區享有治外法權，中國人不得擅自入內。中國人不得走入屬於中國的一塊領土，真是豈有此理！大學生們派出了四名代表，先到美國公使館去見芮恩施。大學生們想要問問他，巴黎和會將要承認二十一條這事是否屬實，他本人是怎樣看法。因為這天正逢星期日，芮恩施到門頭溝那邊的寺廟旅遊去了，不在公使館。用芮恩施本人在以後回憶五四運動時所講的話來說，就是：他逃掉了一次嚴重的考驗。離開美國公使館之後，學生們又派了六名代表先後到英國使館、法國使館和義大利使館，同樣是因為正逢星期日，各公使都不在館內，只由館員接見了代表，對他們表示同情。

學生們的大隊在東交民巷外等候了兩個小時左右，使館區的外國警察堅決不準中國的學生隊伍透過東交民巷，開來的中國軍隊與警察的隊伍也已經包圍住了東交民巷的入口，強迫學生後退。

這時候，忍無可忍的大學生們憤怒起來了，他們除了要愛自己的祖國之外，別無他求，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本國的軍警卻用這樣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同胞，於是他們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裡去！”

他們退出了東交民巷，掉頭朝北，然後朝東，沿著戶部街、東長安街、東單牌樓，一直朝前走。他們一邊走，一邊高呼：“賣國賊曹汝霖！”“賣國賊陸宗輿！”“賣國賊章宗祥！”一邊繼續散發他們的傳單。

下午四點鐘左右，學生大隊來到了曹汝霖家的大門口，曹家的大門緊閉著，門前是持槍把守的軍警。這個曹汝霖是個大滑頭，他是東京法學院的留學生，曾經在北大法律系的前身京師大學堂附設的進士館作過法律助教。後來他從政了，他的一切言行都以沽名釣譽、謀取私利為目的，曾經積極地支援袁世凱復闢帝制，因此受到了這個竊國大盜的重用及大力提拔，當上了袁世凱手下的外交總長，專管袁世凱的對日外交，二十一條的談判以及以後中日所籤的條約，都是由他領導處理的。袁世凱死後，他又拍上了內閣總理段祺瑞的馬屁，先當交通銀行總理，後任交通總長。他當官有術，雖然北洋軍閥政府的總理接二連三地更換，他卻一直安穩地坐在交通總長的寶座上，後來還兼任了油水很大的代理財政總長。他參加處理了所有的向日本銀行的借款，並利用職權盜竊國庫，大大地飽了私囊。據五四運動後不久一位記者確鑿的調查，曹汝霖的私產，最起碼也在二千萬元以上。在巴黎和會期間，他做為一箇中國人，竟然代替日本政府向中國的北洋軍閥政府施加經濟壓力。而昏庸的北洋軍閥政府，竟在五四運動後的第二年，授給了他一枚三級勳章。就是這樣的一個賣國賊，在抗日戰爭期間又為日本軍國主義效力。1949年全國解放前，他逃到了臺灣，次年又從臺灣到日本，受到了過去與他有過各種往來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照顧。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