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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取得值得一談的成果。我很快認識到一項新的經濟建議是不可能獲得公眾的財政支援的，除非它會對特殊團體立即產生直接的經濟利益，像關於老年人養老金的湯森計劃那樣；或者情況已到了危急關頭，任何關於大規模解救計劃的思想和口號都能獲得民眾的認同——像經濟大蕭條中採取的措施那樣。從法律意義上說，經濟穩定委員會而今依然存在，甚至在它的銀行戶頭裡大約還有1000美金，但實際上它已約有20年不活動了。

①②伊卡羅斯（Icarus）和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均為希臘神話中的人物。伊卡羅斯用蠟與羽毛做成的翅膀逃出克雷特島，卻因太靠近太陽而使翅膀融化墮海而死；普羅米修斯為人類從天上盜來火種，因而受到懲罰，被縛於高加索山上，他的肝臟每日受到神鷹啄食。——譯者③指伊卡羅斯，因為其父是在克里特島建造宮殿的希臘著名工匠德狄勒斯（Daedalus）。——譯者整整一年裡，每逢星期天，我都會翻開《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第一頁，看看是否有哪位著名經濟學家稱讚《儲備與穩定》是經濟危機問題的重要解決方案。畢竟《紐約時報》對我的《證券分析》一書所作的評論是非常出色的，而這本新著比那本書重要得多了。但很顯然《紐約時報》將我的書僅僅當作這一“令人乏味的科學”領域裡的又一次尋常嘗試。他們將這本書列入新書行列——這僅是例行公事而已——但並沒費心作任何評價。我非常失望；後來幾本經濟雜誌發表了關於這本書的幾篇長短不等的文章（儘管它們發表時已很晚了），我總算得到了一點點安慰。

令我極其高興的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學術刊物《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終於對我的著作發表了書評，在同一期上還發表了我自己關於這一問題的一篇文章。書評的作者是另一位格雷厄姆——弗蘭克·D·格雷厄姆，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他對我的書深表讚賞，甚至可以說是作了熱情洋溢的讚揚。後來他成為我的思想的熱心傳播者。他在《社會目標與經濟機構》一書中大聲疾呼要實行商品本位貨幣制度。

不用說，弗蘭克·格雷厄姆與我原本沒有任何關係。但透過書評之後的交往，他成了我的好朋友，併成為格雷厄姆—紐曼投資基金的投資人之一。由於我們同姓，這給關注商品本位制的那些經濟界人士帶來了很大的困惑。有些作者認為我們是同一個人，有些則認為我們之間有著某種關係。直至上個月還有個坎布里奇大學的教授（他也是商品本位制的堅定擁護者）對我說他老是認為弗蘭克·格雷厄姆與我是兄弟。在我關於這一課題的第二本書中，我用腳註的形式表達了我對弗蘭克·格雷厄姆所給予的支援的感激之情，並說道，我對經濟界辨不清我倆名字這一混亂現象感到很高興。由於弗蘭克·格雷厄姆曾在加拿大當過古典文學教授，我引用了賀拉斯①的一句話，並作了些修改：“Ambos　una　manetlaus”實際上賀拉斯的原話是很悲觀的：“Omnes　una　manetnox．”——即“黑夜在等待著我們”，我把它變成了一句充滿希望的話：“榮譽在等待著我倆。”（我還加上了“我希望”這幾個字。）在一封雅緻的便信中，弗蘭克·格雷厄姆對我寄給他的書及書中對他的評價表示感謝，並謙虛地寫道：“La　us（榮譽）只屬於你一個人。”他贊成我的觀點，又與我名字相仿，以至於後來帶來了相當令人困惑的問題，即提出這一思想的到底是哪一個格雷厄姆？

我記得有一次受弗蘭克的邀請，來到普林斯頓大學參加關於商品本位貨幣的教師學術討論會。那天晚上我穿著件借來的教師制服，坐在大廳的教師餐桌上就餐，進餐前還聆聽了用拉丁文朗誦的祈禱詩。我忍不住產生了這樣的感慨：在這充滿維多利亞時代氛圍的大學裡，一群現代的經濟學家正在努力超越亞當·斯密的經濟教條。當晚，我住在弗蘭克家，認識了他那高雅謙和的妻子。

弗蘭克在格雷厄姆—紐曼公司的那筆小投資是以他妻子的名義進行的。在他去世之後，他的遺孀讓投資繼續下去。幾年後，她從歐洲寄來了一封令人動情的信，她說對我們非常感激，她全靠我們的投資基金，才能維持經濟上的獨立，並以她樂意的方式度過她的餘生。

在《儲備與穩定》出版後的幾年裡，不少知名度不等的經濟學家對我的建議發生興趣並表示支援。我的一些好朋友堅持認為，該採取行動讓商品本位制這一思想流行起來。從一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