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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歧視和排斥，以及他蓄意進行報復的故事。——譯者我還師從另一位優秀的教授和作家卡爾·馮·多倫。我給他看過我最早寫的一些簡短的愛情詩，這些詩如同一個男子生鬍子一樣不可避免地闖進我的內心世界。多倫和我一起辛勤地修改詩句，那些詩句太需要依靠他的技巧進行加工提高了。在我畢業後，1914年的夏天，馮·多倫被任命為一所高階女子預備學校布賴爾利學校的校長。他寫信問我是否願意考慮到他那裡當英語教師，那裡有愉快的環境、優厚的報酬以及晉升的良機。但我考慮了他的提議後推辭了，理由是恐怕難以勝任。此後我好幾次頑皮地想像自己——一個怯生生的20歲青年——正在努力向一群社會名流之女、年齡和我非常接近的姑娘教英語。這可能產生什麼結果呢？1937年，我會再次見到外表老得多的卡爾·馮·多倫。他的女兒將與我一起從原來的林肯學院畢業。而今，1967年，當卡爾的侄子在電視智力測驗節目中贏得了很大一筆獎金，後來又令人驚訝地揭露出他是串通作弊才獲獎的時候，我再次想到馮·多倫一家。在人的一生中，別人總這樣出現、消失和重新出現。

在哥倫比亞大學教員中我最密切、最舉足輕重的朋友是一位在該校毫無特別重要性的英語教授。他的名字叫阿爾傑農·杜維維埃·塔辛。他畢業於哈佛大學，後來對戲劇感興趣，有許多年跟隨著名的朱莉亞·馬洛的演出公司到各地去演戲。他寫過不少劇本，但是從未上演過。我師從塔辛學英語口語，這門課要求學生朗讀一段文章，清楚地解釋一下，並且動腦筋提出爭論。第二年我上了他的另一門課，叫作《每天一題》。每個上學的日子，不管下雨還是天晴，我們都必須交一頁作文，作文的題目是前一天宣佈的。天天要寫作文是一件十分緊張的事，但是這樣做肯定能教會我們如何寫英語。

塔辛通常喜歡批閱我的作文。大約在該學期中期，他要求我們寫一系列一頁長的人物性格素描。我寫了最熟悉的人——母親、兄弟、表弟洛以及我當時的女友阿爾達。有一天塔辛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嚴肅地問我：“所有這些人物素描都是你自己寫的嗎？”我驚詫地回答：“當然是我寫的。”他說：“要是這樣，我對你說，你是一個偉大的天才。我從來沒有碰到一個像你這樣年齡的人能觀察得如此細緻入微，表達得如此簡練、精確、有力！”這是些會使人頭腦發熱的話。然而除了那些簡潔的文章外，我再也沒有發展自己的人物素描技巧。在以後的歲月裡，塔辛仍然是我的親密朋友，並且在經濟景氣和蕭條時期都是我的金融業務夥伴。

我最得益的學術活動是所謂“英語—歷史—哲學討論會”。每兩星期一次，一小批優等生聚在一起，在厄斯金、伍德布里奇和著名歷史學家詹姆斯·哈維·羅賓遜的指導下，就某個課題開展討論。這些討論會給人很大的啟迪。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沒有交上知心朋友。是因為我忙於學習和工作，還是因為感情上發生了什麼事，妨礙我結交男性朋友呢？無疑是後者，因為這同樣的缺點在今後的歲月中都起著壞作用。倒不是說在交朋友方面我有什麼困難——事實上交朋友有點太容易了。在哥倫比亞大學，一群這樣的朋友盛情邀請我加入主要的猶太兄弟會——澤塔貝塔陶（Zeta　Beta　Tau）。我謝絕了，說既沒有時間，又沒有錢。其實我本可以抽出時間和借到錢的。

在讀大學期間——從1911年9月到1914年6月——我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由於我的哥哥承擔了家庭的預算開支，我至少得為自己的開銷和大學學費賺到足夠的錢。在一年級時，每個工作日從下午5時到10時半，我在靠近鮑威利和中國城的派克羅街上的一家電影院當出納員。每隔一週的星期日再連續做12個小時。我的工資是每週6美元，其中60美分用於車費。這是我第二次在劇院工作，第一次是1910年夏天，在專門表演歌舞雜耍的“展望劇院”當領票員。

既然我盡力完全如實地寫這本書，我就必須把一些回憶起來多少有傷自尊的事件告訴大家。這些事與私吞錢財有關。在我漫長的從商生涯中，我獲得了忠厚老實的聲譽；同樣使我滿足的是這個聲譽是正當地獲得的。我只有三次偏離了嚴格的正直道路。在我年齡很小時，我渴望得到的糖果比嚴厲的家庭女教師發的更多，所以我時常從母親的錢包裡偷一便士，去投幣售貨機那裡換糖果吃。有一天閃閃發亮的便士塞不進投幣口，我大惑不解，只好拿回家來。其實這是一枚面值5美元的金幣。母親由於找不到這塊金幣一直坐立不安，後來同樣奇怪地發現金幣回到了她的錢包（1900年時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