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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翻看了一下《建國大綱》,然後問孫中山: “先生這個大綱第一條規定: ‘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不知道在這種硬性的規定之下,是否允許其他黨派存在?”
張國燾認為,他提的這個問題是個根本問題,是針對孫中山的“以黨治國、以黨建國、以黨訓政”這些觀點而發的。尤其是對於國共兩黨合作,大有關係,觸及了黨外合作和聯合戰線的根本所在。而他在那種場合提出這個問題的用意,是要讓孫中山和在座者瞭解他的基本看法。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315頁。
孫中山聽了張國燾的話後,沒有作出答覆,只是轉而徵詢其他在座者的意見。
葉楚傖則說: “這個大綱是經孫先生長期研究而寫成的,其中一切問題必有妥善解決的辦法。我們如能詳加研究,便可獲得深一層的瞭解。”
張國燾討了個沒趣。但他並未因此而有所收斂。
在鮑羅廷處,他向鮑羅廷提出了國民革命中應否允許其他革命政黨存在的問題。得到的答覆是: “這不是提出辯論的問題,而是實際做的問題。如果中共有力量存在,是沒有人能夠抹煞的。”鮑羅廷的解釋得到了多數同志的附和,大家都認為這次大會是國民黨辦喜事,要求張國燾不要提出這個難於解決的問題。李大釗也說: “你這個意見固然不錯,但提過一次,就足夠了,可不必再提。”
但張國燾卻總是抑制不住想發表自己的觀點。
他在見到即將擔任國民黨組織部長的譚平山時,問道: “你預定擔任國民黨組織部長,可是又跨有共產黨黨籍,如何能用嚴格的紀律去管這樣眾多的黨員和黨的組織呢?”
譚平山告訴他: “我擔任這個職務已經有兩個多月了,並未發生什麼困難。我相信只要黨章規定了嚴明的組織和紀律,執行起來是不會有問題的。”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316—317頁。
當大家都沉浸在國共合作的熱烈氣氛中的時候,張國燾這樣做,連他自己也覺得彷彿成了“專潑冷水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只有兩個選擇: 一是不顧一切地提出自己的主張,其結果可能會遭到中共黨內多數同志的反對和國民黨人的不滿;一是保留自己的意見,趁早離開廣州,以待機會。
黨內同志大都瞭解張國燾的想法,有意無意間表示希望他選擇第二條。所以,在代表大會還沒有召開之前,他已做好了北返的準備。
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
1月23日,張國燾以籌備全國鐵路總工會為由,請假離開廣州。
說來頗令人費解,張國燾回到北京後,對蘇聯代表斯列帕克談到國民黨一大時,卻全然是另一種口氣。他告訴斯列帕克: 他不但欽佩孫中山本人,而且非常讚賞那裡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說: “現在同志們中間已經不存在是否必須同國民黨一道工作的問題。現在都非常樂意做工作並且表現出很大的積極性。”以至於一直對國民黨不懷好感的斯列帕克也十分肯定地認為: “在共產黨內,在要不要同國民黨一道工作以及怎樣工作的問題上,應該說,現在不會再有任何分歧意見,現在共產黨人會同國民黨一道工作,並且能在那裡領導這項工作。”《斯列帕克給維經斯基的信》,《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408頁。
孫中山手書的國民黨中央執行
委員會候補委員名單
無論張國燾出於何種動機來表達自己對國民黨一大的看法,事物總是按照自己的預定軌道發展變化著。國民黨一大後,在國共合力推動下,革命形勢迅速發展,這不能不使張國燾感到震動,但他還是固執地保留著自己的看法。這樣,他認為與其積極地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導致無窮的煩惱,還不如消極地對待國共合作事宜,儘量不去參與。所以,當李大釗傳達國民黨一大選舉張國燾為候補中央委員,並要他到武漢去擔任國民黨分部的工作時,他便以種種理由拒絕了。
而對於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工作,張國燾雖為其成員之一,卻很少去辦公。偶爾去一次,也是敷衍了事。當國民黨員丁維汾提出一些事情和他商討時,他也總是很客氣地請丁做主,自己從不提出異議。
就這樣,他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