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第1/4 頁)

原來，在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提出中國共產黨反對曹錕、挽救時局的主張是：　“同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只有國民會議才真能代表國民，才能夠制定憲法，才能夠建設新政府統一中國，也只有他能夠否認各方面有假託民意組織政府統治中國之權。”

張國燾的文章表明，他是同意中共中央關於“國民會議”的主張的，只是不願意由國民黨出面組織，所以文中只是籠統地提出由各團體籌備和召集一個國民會議。這說明，在國共合作問題上，他仍然堅持著自己的立場。

9月，張國燾從上海來到北京，根據中央的指示，負責鐵路工會方面的工作。

北京，這是他一生都不能忘懷的地方。正是從這裡，他走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而此時，他的心情鬱鬱寡歡。北京的黨組織裡儘管都是他的老熟人，但除了例會之外，他對國共合作的討論和部署，基本上抱著置身其外的態度。

張國燾在三大落選，也引起了黨內和共產國際內一些人的同情。

當時在北京的共產國際代表斯列帕克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就這樣寫道：　“你知道，張離開了中央。依我看，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這裡有荷蘭人指馬林。的蠱惑宣傳。我有理由更相信張，而不是後者。即使有大批積極工作的幹部，也不能讓張離開中央，何況當時這些積極的同志屈指可數。曾經有很短一段時間，張完全處於失寵狀態，當時甚至沒有給他安排任何工作。他們無緣無故地把小夥子攆走，他落得個沒有工作，沒有經費。後來可能改變了主意，派他去北京，他呆在那裡，面對不幸的《工人週刊》，苟延殘喘。要知道，在北京這裡，在工人運動方面你做不了很多的事，這是很清楚的。”《斯列帕克給維經斯基的信》，《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頁。

張國燾的情緒和境況引起了始終關心著中國共產黨的維經斯基的重視。1923年10月24日，維經斯基寫信給張國燾，對他的消極提出了友好的批評。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張國燾同志：

今天我收到了您9月28日為陳啟修教授作介紹的便函。當然，我會盡一切可能幫助他完成他所肩負的使命。我認為，現在是他訪問的最合適的時候，因為除了其他資訊外，他還能從這裡發出有關德國情況的真實資訊。

可惜，您很少談論中國的政治問題和工人運動問題。我懇切地請求您給我本人談談您對國內一些重要政治事件的看法。

我有一種印象，現在您不像從前那樣和本來應該的那樣積極地從事黨的事務。作為私人朋友，我想給您指出，不管黨內對某些策略問題存在什麼意見，黨都面臨著一個最重要的壓倒任何其他問題的任務，這就是：　如何開展爭取獨立的民族運動，如何根據國內各種不同集團的社會基礎向它們說明這場運動，以便為這場運動制定一個總的行動綱領。

我聽說，您又特別關注日益高漲的中國工人運動。我知道，您堅持這樣一種意見：　好像中國工人運動是爭取國家獨立，反對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的世界帝國主義的一個最重要因素。在這方面，您是中國現實生活中的一個新的因素，也就是年輕的有潛力的工人運動的傑出代表。從心理學上說，我很理解您的看法，但是我擔心您沒有很客觀地分析形勢，您把現有的因素同應該有的因素混淆在一起了。

在中國現時狀況下，工人運動還不是能夠率領整個民族反帝運動的重大因素。

對於每一箇中國共產黨黨員來說，為工人運動尋求它能在民族運動中佔有的正確地位，是非常困難的，但同時又是特別重要的。您應該正確地理解我的意思，我並不是說在中國或在任何地方這兩種運動能匯合到一起，以便消除一切階級差別。當然不是！問題在於應該使這些運動聯合起來並加強國內反帝運動的高漲。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犯策略性的錯誤，誇大現時工人運動的實際力量，那麼我們就不能切實利用我們所擁有的客觀因素。

現在我不想就此問題進行冗長的爭論。我只想讓您詳細地告訴我您的看法，然後我再答覆您。我希望透過這種方式我們能弄清中共策略中的某些基本方面。

最後，我想特別秘密地告訴朋友，您應該始終不渝地主張年輕的但還弱小的中國共產黨的統一，儘管黨內有一些應該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