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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的意見分歧，您應該仍像從前，甚至比從前更加積極地從事黨的工作。

希望您能注意我所談的幾個方面，並立即給予答覆。

您的兄弟般的維《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305頁。

在此前後，穆辛也給張國燾寫信，對他提出誠懇的忠告。

張國燾接到維經斯基和穆辛的信後，於11月16日用英文給他們回了一封長信。在信中，他詳細敘述了他與馬林的分歧，並對改組國民黨提出了許多積極的想法。他表明，自己對國共黨內合作已沒有什麼意見。

不過，他對國共合作的前景並不樂觀，他寫道：　“從上月起，上海的一些國民黨員中出現了一股反對我們留在國民黨內的情緒。李守常同志還為這件事去了一趟上海。看來，國民黨員中對我們加入國民黨產生了意見分歧，而且日趨尖銳。”在中共黨內，“代表大會（指中共三大）一結束，其錯誤就暴露出來了。在中國共產黨的一些支部中，對我們同國民黨關係問題抱反對的情緒有了發展，反對者可能佔多數。再者，像長沙、漢口和北京這樣一些大的支部，曾設法要求馬上再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以解決我們同國民黨關係的問題。”

至於他個人的情況，他是這樣寫的：　“在黨的三次代表大會上，當我們熱烈討論關於同國民黨的關係問題時，有些同志根本不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客觀分析，而且他們在那次激烈的討論中，不去避免產生困難，甚至還在會內會外利用我們黨在組織問題上存在的一些糾紛，對我進行攻擊。我不知道莫斯科是怎樣談論我的。我要公開地答辯：　‘的確，由於我們年輕，我們都犯過許多錯誤，甚至於犯過一些很愚蠢的錯誤，這是難免的。但是，有些錯誤我們過去沒有犯過，將來也決不犯。’你們二位提醒我，要我注意維護幼弱的中國共產黨的團結，穆辛同志甚至還表示相信我不會在黨內設法制造任何新的困難和分裂。確實，我在過去和現在，一直是維護我們幼弱的黨的團結的。我決不會親手損害我視為自己生命的共產主義事業和從一開始我就參加的年輕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共“三大”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207頁。

維經斯基接到張國燾的信後不久，他又奉命再次來華，接替馬林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在途經北京時，他會見了張國燾，聽取了張國燾對於國共合作的意見，並向張國燾表明：　共產國際是堅持國共合作的主張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是實現國共合作的具體方式，是為了促使國民黨革命化，團結和支援國民黨內的革命派，並不是受國民黨的領導。維經斯基的解釋，在張國燾看來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他並不像馬林那樣輕視中國共產黨。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307—308頁。

維經斯基的談話，雖然打消了張國燾的一些顧慮，但並沒有使他徹底改變自己的態度。在從事工人運動的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這一點上，他總是想不通，而且總是很消極的。

1923年10月，鮑羅廷米哈伊爾？馬爾科維奇？鮑羅廷（1884—1951），原名格魯森貝格，俄國人。1903年加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林什維克）。1908年被反動當局驅逐出境，定居芝加哥，使用“鮑羅廷”名。十月革命勝利後，1918年回國。1919年參加了建立共產國際的工作，並作為俄共（布）的工作人員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1923年10月至1927年7月，作為蘇聯政府派駐國民政府代表、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參加了中國大革命。共產國際、蘇聯政府對中國革命的援助和政策，主要是透過他來實現的。他在中國大革命時期起過顯著作用。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他也有重大責任。作為蘇聯政府和聯共派駐廣州的常任代表到達廣州後，改組國民黨的工作開始進入實質性階段。

10月25日，孫中山在廣州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改組計劃，並指派廖仲愷、胡漢民、譚平山、李大釗等組成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聘請鮑羅廷為顧問，處理改組事宜。這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幫助下，國民黨改組工作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

這時的張國燾，其思想處於一種動搖和彷徨之中。一方面，他看到以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已是大勢所趨，從中共黨內到共產國際內部，都已基本形成一致意見，而且國共合作實際上已在進行之中，如果不顧現實，一味採取反對態度，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