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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梁啟超文集

各人財產，皆可歸之政府，再借其行法之權以奪之，則國人雖欲起而與爭，亦力不能敵，無可奈何而已“云云。此孟氏分權說之大概也。

孟氏此論，實能得立政之本原。吾中國之官制，亦最講牽制防弊之法，然皆同其職而提掣肘之，非能厘其職而均平之。如一部而有七堂官，一省而有督、有撫、有兩司、有諸道，皆以防侵越、相牽制也。而不知徒相掣肘，相推諉，一事不舉，而弊亦卒不可防。西人不然。凡行政之事，每一職必專任一人，授以全權，使盡其才以治其事，功罪悉以屬之，夫是謂有責任之政府。若其所以防之者，則以立法、司法兩權相為犄角。

（司法權別論之。）立法部議定之法律，經元首裁可，然後下諸所司之行政官，使率循之。

行政官若欲有所興作，必陳其意見於立法部，得其決議，乃能施行。其有於未定之法而任意恣行者，是謂侵職，侵職罪也；其有於已定之法而奉行不力者，是謂溺職，溺職亦罪也。但使立法之權確定，所立之法善良，則行政官斷無可以病國厲民之理，所謂其源潔者其流必澄，何此一一而防之。故兩者分權，實為制治最要之原也。

吾中國本並立法之事而無之，則其無分權，更何待言。

然古者猶有言：“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有司。”

亦似稍知兩權之界限者然。漢制有議郎，有博士，專司討議，但其秩抑末，其權抑微矣。夫所謂分立者，必彼此之權，互相均平，行政者不能強立法者以從我。

若宋之制置條例司，雖可謂之有立法部，而未可謂之有立法權也。何也？其立法部不過政府之所設，為行政官之附庸，而分權對峙之態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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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立　法　權３４２

無所存也。唐代之給事中，常有封還詔書之權，其所以對抗於行政官使不得專其威柄者，善矣美矣；然所司者非立法權，僅能摭拾一二小故，救其末流，而不能善其本也。若近世遇有大事，亦常下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督撫、將軍會議，然各皆有權，各皆無權，既非立法，亦非行政，名實混淆，不可思議。故今日欲興新治，非劃清立法之權而注重思之，不能為功也。

第三節　論立法權之所屬

立法權之不可不分，既聞命矣，然則此權當誰屬乎？屬於一人乎，屬於眾人乎，屬於吏乎，屬於民乎，屬於多數乎，屬於少數乎？此等問題，當以政治學之理論說明之。

英儒邊沁之論政治也，謂當以求國民最多數之最大幸福為正鵠。此論近世之言政學者多宗之。夫立法則政治之本原也，故國民之能得幸福與否，得之者為多數人與否，皆不可不於立法決定之。夫利己者人之性也，故操有立法權者，必務立其有利於己之法，此理勢所不能免者也。然則使一人操其權，則所立之法必利一人；使眾人操其權，則所立之法必利眾人。吏之與民亦然，少數之與多數亦然。此事固非可以公私論善惡也。

一人之自利固私，眾人之自利亦何嘗非私，然而善惡判焉者。循所謂最多數最大幸福之正鵠，則眾人之利重於一人，民之利重於吏，多數之利重於少數，昭昭明甚也。

夫誹謗偶語者棄市，謀逆者夷三族，此不問而知為專制君主所立之法也；婦人可有七出，一夫可有數妻，此不問而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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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梁啟超文集

男子所立之法也；奴隸不入公民，農傭隨田而鬻（俄國舊制如此）

，此不問而知為貴族所立之法也；信教不許自由，祭司別有權利，此不問而知為教會所立之法也。以今日文明之眼視之，其為惡法，固無待言。雖然，亦不過立法者之自顧其利益而已。若今世所稱文明之法，如人民參政權，服官權，言論、結集、出版、遷移、信教各種之自由權等，亦何嘗非由立法人自顧其利益而來。而一文一野，判若天淵者，以前者之私利，與政治正鵠相反；而後者之私利，與政治正鵠相合耳。故今日各文明國，皆以立法權屬於多數之國民。

然則雖以一二人操立法權，亦豈必無賢君哲相，忘私利而求國民之公益者？曰：期固然也。然論事者語其常不語其變，恃此千載一遇之賢君哲相，其不如民之自恃也明矣。且（記）

不云乎：“代大匠斫者必傷其手。”

即使有賢君哲相以代民為謀，其必不能如民之自謀之尤周密而詳善，有斷然也。且立法權屬於民，非徒為國民個人之利益而已，而實為國家本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