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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赤字方面的行動自由越來越多地受到抑制。這一點美國已有感受。美國也會發現，自己要為爭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系統的控制權而同歐洲扭打爭執了。如果歐美之間在更大範圍的全球事務上加大分歧，這一競爭有可能變得尤為激烈，最終將有可能影響美國能力的施展。

這兩個經濟實體還有可能越來越多地發生其它方面的衝突。正像羅馬帝國分裂後，羅馬和拜占庭最終發展成了截然不同的兩個社會一樣，美國和歐洲也已演變出了各不相同的社會經濟模式，而且由於全球化的原因，這兩種社會經濟模式之間的摩擦正在日益加劇。差異的核心是對個人與政府的作用及責任的不同看法。美國當然強調個人而不信任政府。它信奉機會均等，但會欣然接受大量不平等的結果。2002年8月26日，《每週商務》雜誌在它的頭條社論中敦促在美國採取會擴大貧富差別的政策。它這樣做的理由是，儘管貧富差距會拉大，可窮人的絕對收入水平也會提高。這在歐洲卻是個不受歡迎的論點，因為歐洲強調的是調節不平等的結果，而人們認為政府在提高社會福利方面應發揮積極作用。在有關發展與福利國家的辯論中，美國一向認為，政府對工商業的自由放任政策不僅可以保持低失業率，而且還可以促進工商業的啟動、創新、發展以及生產力的提高。美國的時事評論員們往往強調歐洲的低增長率和高失業率，而歐洲人則爭辯說，他們的失業人員比美國許多有工作的人生活得還要好。有那麼多的美國人缺少醫療保險，而且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歐洲人為之哀嘆。

在20世紀90年代期間，這一爭論似乎有可能以美國人獲勝而告終。歐洲人開始設法取消政府調節並實行私有化，同時還大談“股東”一詞，並建立了納斯達克的翻版。可是，隨著科技泡沫的破滅，美國模式看上去不再那麼誘人了，這一爭論繼爾開始向相反的方向傾斜。正如雷諾公司執行長路易斯·施韋策最近在一次談話中所指出的那樣，“美國人認為，一種股票在某一短時間內的價格，是估價一家公司的價值或一位經理的工作表現的最好方法，這種觀點令人難以置信。”另外，儘管美國通常對“歐洲僵化症”持不屑一顧的態度，但歐洲許多實行高稅收和高福利待遇的經濟實體，如瑞典及荷蘭，卻運轉得相當好。而且總的說來，歐盟的表現並不比美國的表現落後多遠。比如說，如果對結算方式作適當的調整就會發現，美國近來大肆宣揚的生產率增長，實際上落後於歐洲的生產率增長。更重要的是，歐盟的經濟基礎看上去在許多方面優於美國的經濟基礎。歐元的儲蓄率為6�35％，而美國的大約為3％。美國存在著很大的結構性貿易赤字，而歐盟在這方面卻大體上持平。因此，為取得所謂的經濟增長優勢，美國每年不得不從歐洲及其它地方借債5000億美元。正如馬丁·沃爾夫所指出的那樣，如今美國舉債過高，已到了近乎無法支撐下去的地步。另外，歐洲有將自己的民族經濟徹底融入歐盟之中的獨特經驗，許多人認為歐洲在全球化程序及技術方面更為先進。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歐洲會積極地推銷自己的模式，而這一模式將會十分誘人。這樣一來，全世界也許不選擇美國的結算標準而採用歐盟的；而且在有關國際網際網路隱私的規則上，全世界也許會摒棄美國的而採納歐盟的。全球化也許很快就不再是美國人的遊戲。

歐洲人有充分的理由對以上成就以及對取得這些成就起了主導作用的價值觀感到自豪。許久以來，美歐對話的禱文一直是我們擁有共同的價值觀。然而，我們雖說是同一個大的文化背景的後嗣及民主的支持者，實際上卻在價值觀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最大的差異之一是宗教。半數的美國人在每個週末去一次教堂，歐洲的這一數字卻不足15％。歐洲人一般對美國人有關墮胎及進化與創造之爭難以理解。更讓人難以理解和令人氣憤的是，美國的政治領袖們頻頻乞求上帝保佑美國，好像這個國家比其它國家更值得上帝保佑似的。託尼·布萊爾或雅克·希拉剋絕不可能在對公眾講話時乞求上帝保佑英國或法國。

歐洲人擔心這種對宗教的虔誠會以一種十字軍精神加二元論的成分深深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從而導致不必要的和不一定非要發生的劇烈衝突。因為不相信有那麼多的善惡之爭，歐洲人傾向於尋求問題的社會和經濟原因。就像歐洲人不贊同美國對宗教的篤信那樣，他們也不贊同它的超級愛國主義。一名瑞士的交流學生在我家住了幾個月後，對他在美國見到的懸掛國旗及經常保證報效國家的現象感到震驚。再者，在歐洲有一種感覺，認為這種強烈的崇美主義很容易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