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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敵意。由於歷史原因，歐洲人往往貶抑民族主義，似乎更熱衷於用無休止的談判來解決危險的問題。

美國人強調機會均等，歐洲人則更重視結果平等。諾基亞是世界上生產手機的主要廠家，但付給其經理們的薪金卻相對較少。歐洲人納悶，為什麼美國需要付給經理們比他們的工人多那麼多的薪水。他們對美國工商業由股東驅動的價值觀存有疑問，認為股份持有者含義廣泛，除了企業所有人之外，還應照顧到僱員、供貨商、顧客及當地社群的利益。這種對社群的重視還包括，相信政府是為人民謀利益的工具。歐洲人認為，美國人強調個人主義而不信任政府的價值觀，導致了社會上犯罪盛行，暴力充斥，其監禁率（白人為４�17‰；黑人為３４�０８‰，而歐洲則少於1‰。）簡直令人咋舌。他們尤其無法理解為什麼在美國那麼容易就能得到槍支，更不能理解需要用槍支來保障民主的論調。他們認為自己的民主是有保障的，儘管沒有把每個居民武裝到牙齒。他們覺得死刑尤為可憎，並拒絕把恐怖分子嫌犯引渡到美國，假如這些人有可能面臨死刑的話。的確令歐洲人費解的是，這樣一個信奉宗教的社會怎麼竟熱衷於一種如此無情的刑罰。最後，他們認為，美國式的民主，易受大量專門利益的影響，所以是極不完美的。然而，儘管他們發現美國社會存在著缺點，但是連法國都有61％的人仍對美國持有一種總體上肯定的態度。

反過來看，美國人則把歐洲人的無神論視為他們易受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這種毀滅性世俗信仰影響的根源，以致在上個世紀美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將他們從中拯救出來。他們還視歐洲人為忘恩負義的機會主義者，認為歐洲人遇到獨裁者就姑息遷就，還利用美國的保護傘作防護，可是暗地裡卻又擺出一副道德高尚的樣子。在美國人看來，歐洲人儘管自己的人口在下降卻反對外來移民，在批准土耳其要求成為歐盟正式成員國的申請上又表現得猶豫不決，還對以色列的政策提出批評，這些都略微帶有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味道。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歐洲根本不是個民主政體，而是一個由遠離普通民眾、半似貴族的精英所統治的官僚主義大雜燴，他們決意要遏制比較生機勃勃的美國，是出自嫉妒和留戀已經失去並永遠不會再次獲得的全球控制權。我必須再次強調，民意測驗結果顯示，美國人對歐洲的態度總的來說是好的。但是，他們的批評又同時是主要評論家所表達的觀點。

這樣我們就觸到了問題的癥結——歐洲和美歐聯盟的未來。從一開始，歐洲規劃就提出，要透過經濟的逐漸融合而最終實現政治統一。經濟融合現已基本完成，歐洲的領導人正在考慮亨利·基辛格所提出的眾所周知的問題：撥哪個電話號碼能打到歐洲？我寫本書時，法國前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正在組織起草一部歐洲憲法，計劃於2003年6月提交給歐洲的領導人考慮。如果被採納，它將建立一個用更真誠的聲音講話的更統一的歐盟機構。不過，它的目標早已在檔案和講話中有了預示。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1999年5月在接受查理曼獎時說道，“對歐洲來說，主要的挑戰是外部世界所提出的，即我們如何使歐洲變得強大和富有影響力，以及我們如何充分利用歐洲所具有的潛力來永遠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勢力。”布萊爾後來強調，“這是一個有關集體的力量和影響力的規劃此舉可造就出一種超級勢力。”2000年9月，歐洲委員會向歐洲議會發出指示說，“我們的目標必須是使歐洲扮演一種全球性的角色，有著與我們的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分量，能用有力的聲音講話，並在世界事務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實現這樣一個目標當然意味著將由來已久的主權讓位於大歐洲一體化。因此，歐盟外部事務專員彭定康在牛津大學舉辦的2000年查塔姆講座上指出，“如果從不受約束的行動自由這一意義上來理解主權，那是胡說八道。一個赤身露體、飢腸轆轆、獨自一人呆在撒哈拉沙漠之中的人倒是擁有主權——但卻是必死無疑。”瑞典首相卡爾·比爾德也同意這一看法。他說，“單一民族的獨立國家作為獨立的角色已不存在。”

這種觀點是不會引起美國政客或政治家的興趣的，然而，正如《時代週刊》的編輯約瑟夫·喬菲向我指出的那樣，“歐洲領導人正在與自己的無能為力作鬥爭。”這種無能為力在整個冷戰期間被掩蓋起來了。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歐洲列強時代劃上了句號，但歐洲作為冷戰主戰場的地位，以及隨後美國需要與歐洲人商討並密切合作的狀況，使歐洲維持了仍居列強地位的幻覺。實際情況改變許久之後，這種幻覺仍然存在。蘇聯崩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