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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厄姆一度懷疑弗洛連斯基是否為了留在西方，甚至想結婚，故意把事情說得嚴重些。當然這種解釋不是沒有可能。當賓厄姆告訴他，他的任務就是把他送回俄國時，弗洛連斯基頂撞了一句：“如果你把我送回去，他們會槍斃我的。既然這樣，赫爾少校，你為什麼不現在開槍打死我呢？”在未向自己的上司彙報，也未曾得到任何人授權的情況下，賓厄姆給了弗洛連斯基一個新的身份證和所需的德國證件。隨後這人就在一幅破敗景象的大街上消失了。

（圖片前蘇聯勞改營）

另一個接受賓厄姆訊問的是個烏克蘭人，名叫諾沃西利斯基。他身材魁梧，穿一身黑衣服，光禿禿的大腦袋上扣著一頂貝雷帽。他非常焦慮不安，聲稱自己是在一個DP因戰爭、饑荒、政治等原因被迫流落異國的人。營地被逮捕的。DP營的高階行政官員們指控他是俄國間諜，因為他們認為，他是和俄國負責遣返工作的官員一塊兒到達那裡的。諾沃西利斯基顯然被這一指控激怒了，他說他被克格勃的前身內務人民委員會囚禁過，他的妻子和一個孩子還在梅爾貝克的DP營地。他告訴賓厄姆，他是一位音樂家，想用手風琴賺錢買食品養家餬口。雖然疑點很多，但賓厄姆還是決定放了他。於是這個人也在街上消失了。留下賓厄姆獨自思索著這樣一個問題：他是不是心腸太軟，太容易上當受騙，不適宜幹目前這項工作？他的同情心連同觀察事物的客觀性，後來成了他的小說的重要特徵。

突擊搜查

賓厄姆經常帶著槍參與對DP營地的突擊搜查行動。這些營地裡分別居住著烏克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比利時人、捷克人、保加利亞人和其他外國流亡者。棚屋裡的地板和床都是木頭的。有些棚屋裡只住男人，有些只提供給已婚夫妻，床用簾子隔開。

突擊搜查者常常乘坐卡車和吉普車在深夜11點30分左右出發，午夜時分到達營地附近；然後熄滅車燈，將車停在距離環形柵欄200碼的地方。然後，英國軍隊、情報官員和德國刑事警察同時開進營地。每棟棚屋有兩名士兵把守在門口，以防止任何人逃離（那兒總共居住著兩千多人）。隨後情報官員、士兵和德國警察核對屋內人的身分，搜查他們的行李。他們的目的是搜捕危及安全的嫌疑犯，以期發現潛伏的特務。

這些突擊行動給賓厄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記中描述了其中的一次。賓厄姆的搜查小組一進屋，便命令所有的人立即起床。受到驚動的人們困惑不解地坐了起來。他們穿著短褲襯衣，有些男人戴著睡帽。這種時候容易看出破綻。桌子上擱著吃剩的飯菜，地上橫七豎八地躺著數只箱子，裡面放著一些個人物品——幾雙鞋，一堆難以形容的破舊衣服，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東西。

在用作營地警察局的棚屋內，穿著制服，佩帶著標有“營警”臂章的烏克蘭人——頭兒佩帶標有“警察局長”字樣的特殊臂章——都站著，個個愁眉苦臉。兩名情報官員則在一旁等候著。終於嫌疑犯被帶進來了，通常是一個一個地由兩名士兵持著上了刺刀的槍押進門的。

紅頭髮嫌疑犯

那天夜裡捕獲了兩名來自柏林的少女，她們沒帶身份證；一名婦女，她說丈夫被送進了醫院，兩人的證件都在他那；一名法國男子，他的證件沒辦妥；一名穿著長統靴的德國青年，圓臉紅髮，傲氣十足，他說他的證件遺失了。對最後一位的審訊，賓厄姆作了記錄，並一句不落地記下了針鋒相對的對話：

“你從哪兒來？”

“哈雷。”

“俄國佔領區？”

“對。”

“你的證件呢？”

“我丟失了。”

“你什麼時候到這兒的？”

“前天。”

“你是怎麼進入漢諾威的？”

“越過邊境。”

“目的？”

“想在諾德海姆找一份工作。”

“昨天你在哪兒過的夜？”

“在漢諾威。”

“哪兒？”

“在克萊弗爾德區。”

“哪兒？”

“我不知道那條街名。”

“你知道。”

“不，我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諾德海姆有活兒幹？”

“我在報上讀到的。”

“哪份報紙？”

“《漢諾威新聞報》。”

“怎麼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