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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雷時有人給我送來的。”

“誰送的？”

“我叔叔。”

“《漢諾威新聞報》上沒登諾德海姆的招工廣告。”

“不，它們登了。”

已有豐富審訊經驗的賓厄姆，憑直覺知道這個德國小夥子給他的答覆中有明顯反常的地方。他不能確切地說出漏洞在哪裡——他依賴於他已開始相信的一種直覺。也許是這位小夥子回答得太圓滑了，好像他早就預料到會有這樣的盤問；或許是他回答得太沉著冷靜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賓厄姆都是要拘留他的，這一點毫無疑問。那夜需要進一步審問的嫌疑犯一共有七人。四名從事黑市交易的人被移交給德國警察。第二天凌晨，嫌疑犯在武裝警衛人員的押送下乘卡車離去了。紅頭髮的德國青年坐在車尾，當卡車在拐角處放慢速度時，他突然縱身跳出車外，在公路上翻了一個筋斗後便消失了。警衛人員朝他開了三槍，但他逃脫了。賓厄姆明白他的預感是準確的，但他並不怎麼擔憂——這小夥子很可能只是一個三流的蘇聯特務。

代號為“B”的奧地利人

與賓厄姆共事的一些陷入困境的情報官員中，有一個代號為“B”的奧地利人，他是這場大混戰的受害者。1942年6月，當託布魯克市快要淪陷時，他面臨抉擇：要麼他自己逃跑，要麼把這個機會讓給一個已經上了德國人“黑名單”的捷克情報官。結果他選擇了後者，儘管他的未婚妻在奧地利正等著他，以後又有幾次表現出他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由於義大利人斷絕水源，與他關押在一起的俘虜，快要渴死了，是他擋住了一支開赴前線的德國部隊，讓德軍從自己的水壺裡倒出了水讓大家喝，而當時他不僅已筋疲力盡而且身患重病。還有“B”在戰俘營裡，充當英國人與德國人之間的聯絡官——因為他能講一口流利的德語，並幫助組織越獄。當戰敗國宣佈投降時，“B”和一名軍士又被派往不倫瑞克的監獄，去解放那兒的政治犯。賓厄姆在日記中這樣描寫“B”：

“他慢慢地咧開嘴笑了起來，笑使得他那雙棕色眼睛在鏡片後面閃閃發光。他笑得那麼舒心，配上永遠翹在腦後的幾撮頭髮，他看上去就像一隻剛孵出的畫眉鳥”。但是當他回到維也納，發現他的未婚妻在他被俘期間已另嫁他人時，他的笑容一定消失了。

英國人的弱點

1948年賓厄姆回到英國。馬克斯韋爾·奈特請他回到原來的部門，於是他在反顛覆部又工作了二十年。他從未失去仁慈心，按照一個社會工作者的道德標準，善待他手下的特工人員；他仍然相信傳統的手段，儘管軍情五處越來越依賴於竊聽器和電子裝置，但賓厄姆不為所動。他曾經對他的妻子瑪德琳說過這樣一段話：“沒有什麼東西能勝過一名特工。竊聽器無法告訴你誰同誰在睡覺，誰妒忌自己的上司，誰對自己的工作產生了厭倦，以及誰在喝酒。”

（圖片竊聽器）

1952年賓厄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說《我的名字叫邁克爾·西布利》。接著他寫了一些更為冷酷、可信、寫實手法的間諜驚險小說，譬如《第6號謀殺計劃》（1958），《奈特手下不光彩的特工》（1960），《雙重間諜》（1966）和《猶大》（1976）。在《雙重間諜》一書的序言裡他談到：

當前在對我們情報機構的認識上存在著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情報機構僱傭的是一幫殺氣騰騰、能量極大，兩面三刀的玩世不恭者；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公民們養活的是一群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軟弱無能的流浪漢。可以認為這兩種極端的思潮源於推斷模糊、愚昧無知，可能還要加上政治或氣質上的一廂情願。

賓厄姆自己對軍情五處的看法和小說中反映的一樣，認為它是一個本質上根植於絕對忠誠的高效率服務機構。他認為情報收集是一項單調乏味極需耐心的工作，而俄國人首先意識到這一點。如果要把一名特務安插在一個恰當的位置上得花二十年的話，俄國人是不會介意的。賓厄姆覺得他們對祖國的熱愛就是他們的強大所在；而與之相對應的是，缺乏愛國主義精神是英國的一大弱點。作為作家，他自己的原則是對存在著各種弱點的人性表示理解。他始終認為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就是背叛。一個信任自己丈夫的妻子有時極易遭到背叛，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一個情報官員。賓厄姆常常對他妻子說，俄國的叛逃者比西方多，但他們從不公開這些事件！賓厄姆永遠也無法接受的是，約翰·勒卡雷小說中出現的雙重標準和不斷顯現的背叛傾向。從《冷戰諜魂》約翰·勒卡雷的成名作。問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