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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　Laat　me　alleen（Een　rondje　van　Rita；1976）

6

卡門是在聖盧卡斯醫院的腫瘤科做切片檢查，我看見推拉門上面的門牌上寫著“腫瘤科”。我模模糊糊知道這個詞，但我不知道它和癌症有什麼關係，它看起來是這麼無害，更像是研究猛獁象是怎麼滅絕之類的東西。

聖盧卡斯醫院。有些人認為那個大型歐帕停車場是阿姆斯特丹最沉悶的建築，也有人選擇荷蘭銀行，或比瑪爾區的高層建築。我想邀他們來聖盧卡斯醫院參觀參觀。一看到它延伸在A10高架橋旁，我就起一身疙瘩。

盧娜在空中舞動她的玩具人艾莫，那是上星期她得到的生日禮物。卡門坐在床邊，她剛稱過體重，抽過血。她裝著洗漱用品、拖鞋、一件波斯絲綢睡衣（我不知道她還有這個）和一本《嘉人》雜誌的那個黑包扔在床上。我挨著她坐下，外套還沒脫，拿起我們剛拿到的兩本手冊，一本綠色的，《癌症患者須知》；一本藍色的，《認識乳腺癌》。兩本手冊上都有薇赫明娜女王基金會的標誌。我開始瀏覽藍色手冊，就像在飛機上看免稅指南使自己進入狀態一樣。第一頁最上面寫著手冊目標讀者，我看到我和卡門屬於目標讀者。我不喜歡屬於哪種目標群，更別說是這種手冊的目標群了。在目錄頁我看到章節標題，什麼是癌症、假體乳房、戰勝疼痛。為什麼我們要看這種東西？不就是個切片手術嗎？我們就不能暫時表現得好像一切正常，也許紅腫的乳房上收縮的乳頭是由荷爾蒙或什麼引起的？這幾天乳房更紅更大了，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我也能看出來。

現在已經九點了，一位護士走進來。她拿著一份寫著卡門名字的病歷夾。

“又看到它了。”我對這病歷夾點點頭說。

卡門笑了，微微的。

“切片手術安排在12點。”護士說。

這位護士50歲左右。她說話時語氣盡量客觀。有一次她甚至把手放在卡門膝蓋上安撫她。卡門很友好，她對每個人都是這樣。我感覺很怪，我真正想做的是帶盧娜回託兒所，然後儘快去MIU。我不知道這樣的一天離開這個醫院後還能做什麼。

儘量使這一天和往常一樣吧，我想。

卡門感覺到我的不安，笑著說，“你走吧，我自己能行。MIU的咖啡可好喝多了。”

“你妻子麻醉醒來後，我們會給你打電話的。”護士說。

我和盧娜擁抱了卡門，我輕聲對她說我愛她。在門口我給她做了個飛吻，盧娜揮揮手。

卡門勉強笑了笑。

我把淚水藏在虛假的笑容背後

Isley　Brothers；from　I　Hide　My　Tears　Behind　a　Painted　Smile

（Soul　On　the　Rocks；1967）

7

十點，我開啟辦公室的大門，辦公室在奧林匹克體育館。從我們拿到鑰匙的那一刻起，這裡就讓我感覺到比家裡更舒適。我的部分青春就屬於這個體育館。十六歲從佈雷達來到這，我發現80年代初五彩繽紛的阿姆斯特丹魅力非凡。經常，星期天我就會坐火車來阿姆斯特丹，星期一早上我就可以告訴學校每一個人阿賈克斯（或者我們稱之為哦賈克斯）的火爆場面。

弗蘭克喜歡美女，我喜歡阿賈克斯，所以我們的辦公室就選在奧林匹克體育場看臺下方，這是最折中的方式。我堅持整面側牆貼上7€？。5的巨幅畫，畫中可以看到冠軍盃總決賽之前球員在無數小旗和紅色煙霧中走上球場的情形。MIU的辦公室看起來就像我十五歲時的臥室，只不過空間要大上十倍，而且要酷上不知道多少倍。這是弗蘭克和設計師的，設計師戴著時髦而滑稽的眼鏡，是個女人氣的英國男人。他認為我的足球情結與這兒的整體風格不協調。我說那就難辦了，我還說他的創意很好，但不能動我的那幅畫。關係到足球的場合我是非常有原則性的。他不情不願地同意了，但要求全權處理辦公室其他地方作為補償。“我沒意見。”我說。然後就這樣了。他堅持辦公室的露天場所要放上三塊有機玻璃屏風，2米寬1。5米高，一塊紅色，一塊黃色，一塊藍色。他還堅持書架後面裝上粉紅色熒光燈，一面5米高的牆壁漆成蘋果綠，另一面牆用波斯風味的掛毯蓋住。我認為確實是五顏六色，結果裝修超出預算，弗蘭克笑我自作自受。

陪你到最後　第二章（2）

此後，那個女人氣的設計師和弗蘭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