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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收歸國有”無異於收歸黨有或私有,例如現代共黨。——譯者)即使在國家以內,很少社會主義者敢於主張,應須剝除比較富有的區域之一部分資產,來幫助比較貧困的區域。複次,社會主義者對於國內人民所提出的諾言,並不能施諸國外的人。(英國就是如此——譯者)
集體主義的哲學有一項內發的矛盾。這項矛盾就是,當集體制度以人道主義為根據時,充其量只能在比較小的團體以內實行。因為,人道主義的哲學是從個人主義裡發展出來的。(嚴格言之,一強調集體,就無人道可言。有而且只有從個人出發才能講人道。——譯者)直到現在為止,在理論方面,社會主義是國際思想的。然而,一旦社會主義付諸實踐,無論是在蘇俄或是在別的國家,社會主義立即蒙上強烈的國家主義的色彩。當最大多數西方人士想象“自由的社會主義”不過是純理論方面的東西時,在實際上任何地方的社會主義都是極權主義的。一行極權主義,當無人道主義可言了。為什麼如此,理由之一,乃如前述,吾人須知,集體主義不能容忍自由主義的廣泛的人道主義;而只能容忍極權的特殊主義。(特殊主義,乃今日世界各部分隔膜、誤解、猜忌之一源;對內而言,則為進步之一大障礙。——譯者)
如果有人認為“社群”或邦國先於個人,如果有人認為社群或邦國有其自己底目標,而且這一目標獨立於個人底目標,並且又超越於個人底目標,那末,只有為與社會或邦國底目標相同的目標而作工的個人,才能被認為是這個社群或國家之一分子。如果有人對人採取這一種看法,那末一定得到一種結果。即是,只有這個人為政府所承認的共同目標而工作時,那末他才被尊重為團體之一員,而且,他整個的尊嚴,並非因他僅僅是一個人而得來,而是因他乃此團體之一員而得來。(這就是個人在極權邦國中的適當位置。這,在思想背景上,與黑格爾底邦國理論若合符節。黑格爾在此所提暗示,對於極權統治之建立,誠有不可沒之功也!——譯者)人性底概念,以及各種形式底國家主義,幾乎全為個人主義的思想之產物。可是,在集體主義的思想系統裡,是沒有這種思想容身之地的。一個社群要實行集體制度,只能擴張到各個人目標都相同的那一範圍。我們又須明瞭,助使集體制度擴張的因素,都是特殊主義的因素,而且這種因素是具有排他性的。(所見深刻而透徹——海光)
一個人在偉大的團體之中,往往感到自卑。所以,只要在一團體中有些分子於某些方面比團體以外的人優越,他便感到滿足。一人加入集體性的團體之中,有許多本能是必須抑制的。可是,在以集體行動來對付團體以外的人時,則某些本能可以盡情發揮。這麼一來,一個人底人格便在集體性的團體中淹沒了。尼波(Reinbold Niebuhr)寫了一本書,叫做《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儘管我們不太同意他底結論,可是,在那本書裡,尼波把這一方面的真理表示得很深刻。尼波在另一處又說:“在現代人之間,有一趨勢與日俱增。現代人總以為他們自己是合乎道德的。因為,他們一天一天地把他們自己底過惡往大的和更大的集團頭上推。”(真是至理名言。凡推行集體制度的地方,一定都產生這類現象。因此做殘暴的事而無動於衷。許多談玄說幻者不明此一基本事實,還要“遵古炮製”,寄扭轉劫運於抬起一顆一顆的“心”。彼輩不知一顆一顆的心早已給集體制度壓扁了,如何抬得起來?這樣叫下去,再叫一萬年,還是白費力氣。——譯者)事實的確是如此的。在集體的名義之下,我們似乎可以不負許多道德的責任。
計劃主義者常常心胸狹窄。大多數計劃主義者缺乏一種國際的普遍懷抱。之所以如此,因為在現存的世界中,一個團體對外的一切接觸都足以阻礙其有效地執行計劃。最大多數的計劃者都是軍事性的國家主義者。這並非一件偶然的事。(所以,實行計劃者必須組成幕罩,儘可能地阻絕內外交通,避免外力礙手礙腳,以便好“關起門來幹”。在另一方面,又用種種麻醉和阻塞工具來防制“開放的心靈”之成長。——譯者)
社會主義者在實際上普遍具有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傾向。這是遠出一般人想象之外的事。雖然如此,其罪惡之昭彰,尚不若韋氏夫婦及早期費邊社若干分子之甚。彼等之醉心於計劃經濟,尚有與眾不同之處,即崇敬強權,輕視弱小。歷史學家哈維遠在五十年前即對韋氏夫婦有所瞭解。他說韋氏夫婦底社會主義在根本上是反對自由的。他說:“韋氏夫婦並不厭憎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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