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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ies）。”的確，韋氏夫婦對於王黨格外寬恕。同時，他們卻不同情格蘭斯頓式的自由主義（Gladstonian　Liberalism）。當波瓦戰爭（Boer　War）時，進步的自由分子，和開始組織工黨的人在自由和人道的名義下都慷慨地同情波瓦人，以對抗英帝國主義。但是，韋氏夫婦和蕭伯納則袖手旁觀。他們是態度矜誇的帝國主義者。弱小民族底獨立，對於自由的獨立分子而言，也許是很有意義的事；但是對於像韋氏夫婦這樣的集體主義者卻一點意義也沒有。我們依然聽到韋布先生向我們解釋，“未來的世界是屬於偉大的行政邦國的。在這樣的邦國以內，官吏控制一切，而警察則維持著秩序。”哈維又在別的地方引蕭伯納底話說：“世界必然屬於強大的邦國；弱小的國家必須兼併到大國裡，或者被消滅掉。”（猙獰面目，暴露無遺——海光）

在我們所徵引的這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社會主義者怎樣讚美權力，因為社會主義者如此讚美權力，所以易於從社會主義發展到國家主義。這一發展，深切影響到一切集體主義者底倫理觀念。關於弱小邦國底權利問題之態度，馬克思和恩格斯比其他大多數集體主義者好不了多少。他們偶爾對於捷克人或波蘭人所表示的意見，與現代國家社會黨人相似。（可怕！——海光）

從十九世紀偉大個人主義的社會哲學家，像阿克頓爵士（Lord　Arcton）和波哈特（Jacob　Burckhardt），降至現代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思想家，像羅素，都因襲了自由的傳統。這些人認為，權力本身往往是一種最大的罪惡。可是，對於嚴格的集體主義者而言，權力本身卻是一個目的。正如羅素所說的，社會主義者之亟求依照一個單一的計劃來組織社會活動，這不僅是出於獲取權力的慾望而已。這類行動，毋寧系由於為要達到實行集體制度之目的。集體主義者必須增加其權力，才能達到他們底目的。且集體主義者所獲權力之大，在許多地方為前所未有者。

許多自由的社會主義者有一項悲劇式的幻想。他們以為剝奪個人在個體主義制度之下個人所有的權力，並且把這種權力轉移到社會去，這樣便可以使權力歸於消滅。所以，即使是自由的社會主義者，往往也要從事獲取權力，想藉權力來消滅權力。不過，許多社會主義者忽視了一件事，即是，集中了權力固然能夠完成一個單一的集體計劃；可是，權力不僅是轉移了就算數的，它還要無限地擴張的。吾人須知，一旦把從前分散於許多人手中的權力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則此項握權力較之從前在分散狀況下時，勢必不斷地擴大。權力擴大的結果，簡直不獨使此權力與從前在分散狀況之下時有程度之不同；而且有種類之別。（權力多元化時尚可互相制衡。權力一元化時，橫衝直闖起來，何法可制？——譯者）有人常說，一箇中央計劃機構所握有的偉大權力，“並不比私人機構集合起來運用的權力為大”。這種說法簡直完全錯誤。吾人須知，在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里，任何人想保有社會主義的計劃機構所掌握的權力之一部分都不可能。如果私人的機構並非在一個指揮系統之下齊一動作，而我們還說“私人機構底權力之集體運用”，這不過是玩弄名詞而已。分散權力必可抵抑權力之絕對總和。自由競爭制度，乃分散人吃人的中央管制權力之惟一的良藥。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之分散；乃保證個人自由之必要的措施。當經濟權力成為一項壓制工具時，所謂經濟權力也者，如果握在私人手中，便不致成為絕對的和完全的權力，也不足以控制人底全部生活。如果經濟權力中央化，並且變成政治權力底工具，那末任何人都得靠它才能生活。經濟權力發展到了這一步，其去奴役也已不遠矣。

在集體主義者之間流行一項“道德原則”，即是目的使手段成為正確。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只問目的，不擇手段”。這條原則，照個人主義的倫理學看來，簡直是一切道德之否定；可是，在集體主義的倫理學看來，則是一切行動底最高準則。照集體主義者看來，如果我們底行動是“為全體謀福利”，那末沒有任何事情是不應該做的。（這就是現在萬惡之源。——譯者）

集體主義者覺得“為全體謀福利”是一切應為之事的唯一標準。“一切為國家（raison　d'état）”是集體主義的倫理學中最明白的教條。依據這個教條，集體主義者之所作所為，除了權宜之計以外，任何條件都不能限制之。（一針見血。蘇俄底一切行為，都可依這一條來解釋。一切極權的政治組織底做作，也無不如此。——譯者）在集體主義的邦國裡，公民應該預備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