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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al　Analysi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0；　H。　Reichenbach：　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A。　Pap：　Element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the　Macmillan　Co。；　1949；　Feigl　and　Brodbeck：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4；　Richard　von　Mises：　Positiv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如果我們對於哲學上這些新近的成就之對於玄學的洗刷茫然無知，而只說一聲“這是哲學之墮落”，殊不足以抵償學知之固陋。

所謂“歷史文化”一詞，如果有意義，係指由主、客、內、外、自然、與人互動作用而在時空中形成的一組可經驗的複合事實。這些因素缺一不可。“歷史文化”主義者卻單獨把ethos凸提出來視作歷史文化之“基本（fundamental）”（此名稱系借自Hempel，並從其用法。）這種想法，多少系出自“體系癖”。任何體系，如構造周密，常給人一種融貫感（sense　of　coherency）。而確然感（sense　of　certainty）又常伴隨融貫感以俱來。於是，不善造體系者，面對似善造體系者，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實，自諸非歐幾何學、公設學（Axiomatics），裝置技術（postulational　techniques）；以及系統學（Systematics）出現以後，所謂“體系”也者，已不復能作迷魂之陣。任何系統底內部建構是否嚴密是一回事，是否能與此實際世界相應是另一回事。且自純形式的考慮著眼，吾人可自任一因素出發而抽繹成一個系統。這種抽繹工作；可委諸Von　Neumann設計完備之電腦，固無待乎“哲學大家”從事也。這個世界底事象如此繁複，吾人從社群實際生活底任何一角，幾乎都可以發現任一事件中諸可識別的因素之相互交織；雖然，在大量歷史現象中，某一因素之出現特別顯著，或較具支配力，或較引起知識者注意。因此，單取其中任何一二被認作重要的因素組成用語言系統所表示的“體系”，為事實非困難。馬克斯以“生產工具”、“生產關係”這類因素作為說明歷史發展的基本因素，似乎頭頭是道。殊不知所謂“生產工具”，已暗含人智運用等等非經濟的因素。至於“生產關係”一詞，隱含的意指更屬複雜，包舉的非經濟因素更多。如果弗洛依德（S。　Freud）以“性慾”為基本因素來解釋歷史發展，黃色遍紙，其動人之處，將遠過唯物史觀。世之構造“唯心史觀”如黑格爾及其各形各色的徒從者，在思路型構上，與馬克斯實系一丘之貉。當然，在內容上較可忍受。亞當斯密（Adam　Smith）說：“體系之建構，普遍系起源於那些熟悉一藝而對於其他毫無所知者之苦心構作。那些人藉著他們所熟知的現象來說明他們甚以為奇的現象。因此，在別的作家看來不過是幾個聰明的比喻的東西，他們則當做是一切事物變化之大關鍵。”建構“體系”之弊，於茲可見。（但是，這並不是說，知識的建立不要“系統”。）

羅素說：“在一方面，有些人對於書本比對於事務要熟悉些。這種人往往過分高估哲學家底影響力。當其政黨標榜受蘇革拉底學說之鼓舞時，他們就以為這個政黨底行動是由於什麼什麼學說使然。……直到最近，著作家們幾乎過分誇大前人在思想上的影響。這是一個古老的錯誤。”唯心的歷史自足主義者正是犯的這種錯誤。唯物主義者說：“存在決定意識。”唯心主義者翻過來說：“意識決定存在。”唯心主義者和唯物主義者似乎互為死敵。可是，從科學的哲學之眼光看來，二者不過是同一型模的思想之不同的翻面而已。二者之爭霸，雖屬無謂，卻給世界帶來不少實際的災害。

民主和極權底分野之一，是看有無與政治關聯的“禁制”。極權統治之下，這類禁制是很多的。例如在蘇俄，“首領”、“主義”、“政府”、“共黨”、“國家”被神聖化，一碰都不能碰。碰了就闖大禍。因為，這些東西就是權威底象徵。民主自由的社會是沒有這一套的。然而，在大家為民主自由困苦掙扎的現今，卻有人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