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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有人再進一步追問：“如果不經由所謂‘革命’，或暴力奪取政權等手段，而經由民主程式，實行計劃經濟，和平走向社會主義之理想的一面，那末，會不會演變到這種不幸的結果呢？”海耶克教授在本書中所進行的解析，一部分就是為了答覆這個問題的。依照他底解析，計劃經濟就是經濟的獨裁。經濟的獨裁與民主的政治，在內部結構和實際的發展上，是不相容的。經濟獨裁底結果，一定是挖空民主底實際內容。這種制度之消滅民主，與暴力革命之消滅民主，雖有緩急之分，可是，結果很少不同。

吾人常知，多言“根本改革”有關眾人之事，常招莫測之禍：繼所謂“根本改革”而起者，常為更較慘酷之獨裁極權的統治。急切求變，便是自造地獄。

迷妄的平等

一

我們最常見的反對自由競爭的論調之一，是說自由競爭系在一種“盲目狀態”之下進行。無論這種批評對或不對，就古代的人而言，這種“盲目狀態”乃神聖不可侵犯的正義之一屬性。雖然，自由競爭與社會正義二者共同之處不多，但二者都是值得讚美的。因為，無論是自由競爭也好，或是社會正義也好，其建制也，並非預先為了對於誰何人等有利，亦非預先為了不利於誰何人等。在自由競爭制度之下，我們簡直無法確知誰會獲利，誰會遭受損失。在自由競爭制度之下，酬報與罰款，並不依照誰認為某人底工作是否與他人有好處而定，而系依照個人底能力和幸運而定。在吾人定立法治建構時，既然不能確知誰會因此條文而獲利，誰會因此條文而蒙受損失，這麼一來，就可造成機會之均等。自由競爭正需機會均等的。因為，在自由競爭制度之下，機會和幸運，在決定各人底運氣時，其重要往往不下於各人底技巧和遠見。

我們假設有這兩種制度：其一是每人依照某種絕對的和普遍的利益標準來各取所值；而另一是各個人所應得的一份一部分系由偶然的機會所致。然而，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抉擇，並非在這兩種制度之中任選其一；而是在下列兩種制度之中任選其一：在一種制度之下，少數人底意志可以決意定誰獲得什麼；在另一種制度之下，每個人能夠獲得什麼，至少有一部分系憑其能力和企圖心，而有一部分則由於不可預見的機會所致。後者便是自由競爭制度。在自由競爭的制度下，私有財產和遺產常具有影響作用，因而，在競爭場合，個人所有的機會並不完全均等。可是，只要各人的先天的差異存在，機會之不均等可以逐漸設法減少。在這個世界上，許許多多人總是自以為他們底看法正確。如果沒有任何人能夠拿他底看法強使人同，那末，消除機會不均等之事遲早總是可能實現的。在消除機會不平等時，消除之方式，必須不是為著任何個人打算的，而須是超乎人身的。（譯者按：依蘇俄這一典型來觀察，在現代的一黨制度One…party　system下，舊式的不平等固可消除，依政治考慮而形成的新式的不平等則取而代之。而新式的不平等之令人難以忍受之程度，較舊有者大千百萬倍。因為，舊式的不平等之造成往往需要經過漫長之歲月。在次漫長之歲月中，經濟制度往往混雜有若干風俗習慣之成分。風俗習慣，除對極少數頭腦優秀的人以外，對最大多數人恆能收安之若素之實效。一黨制度興起後，隨之俱來者，常為以“擁護”為專門職業的新式政治貴族。這種新式政治貴族，當然因著酬報的理由也就為新式經濟貴族。踏在此一黨與此新式貴族腳下的，便是千萬被治人畜。這千萬被治人畜，在經濟上，倒也可以得到奴隸與奴隸之間的“平等”。此奴隸與奴隸之間的“平等”，系彼等“努力革命”換來的寶貴的“果實”！）

在自由競爭的社會，無庸諱言，窮人發展的機會，遠較富人為少。然而，即使如此，窮人在自由社會中，比之在不同型別的社會中那些獲致較大物質享受者遠為自由。（例如：蘇俄工程師不及美國小工自由。——譯者）在自由競爭的社會中，窮人致富之機會確較承繼遺產者致富之機會為少。雖然如此，在這種社會中，窮人畢竟有致富的可能。自由競爭制度系建立於想獲致財富的人身上。而非建立於權勢之上。（譯者按：這一點重要之至。因為，在以政治目標來支配經濟發展的地區，有權有勢斯有財有富，無權無勢斯無財無富。因此，在這類地區，一人如不循權勢之路，則無論如何克勤克儉，亦必不能致富，甚至無隔宿之糧，度過著寄蜉蝣於天地的無根生涯。）同時，在自由社會，沒有人能阻止誰發財致富。今日有許多人不知失去自由之滋味為何，因此，也就常常忽略一項事實，即是，在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