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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回首這十一年來,我個人經歷了這激變時代裡的一些激變。這些激變,使我對於這個時代的瞭解加深,尤其對於我個人的處境的認識加深。因此,我的思想也發生若干改變和進境。這些激變和進境使得我現在認為我在《到奴役之路》的“譯註”裡所展現的思想有些更動的必要。例如,對於自由和民主的認識,對於道德價值的認識,我現在的瞭解和當時頗不相同。凡此等等,我只有在別的論著裡去表示了。
當我對《到奴役之路》作“譯註”時,我說是“翻譯”。照我現在看來,這個說法有些欠妥。雖然,我借來的《到奴役之路》原書因早已歸還原主以至無法將原文和“譯文”查對,可是,我現在覺得有些地方不能算是嚴格的翻譯,只能算是意譯;還有節選的情形,也有幾章未譯。關於這一方面,目前被種種事實上的條件所限,我無法補救。我希望在將來對於自由的觀念和思想之啟導工作上能有機會多作努力。現在,我只能把本書叫做《到奴役之路》的“述要”。同時,我趁出版之便,把內容稍加修改——特別是有關人身方面的,因為我所應著重的是觀念和思想及制度。
複次,近四五年來,我對海耶克教授有進一步的認識。我從他的著作和行宜裡體會出,他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節、和肅穆莊嚴的偉大學人。我所處的環境之動亂,社群氣氛之乖謬,文化傳統之解體,君子與小人之難分,是非真假之混淆,以及我個人成長過程中的顛困流離,在在使得我對他雖然心向往焉,但每嘆身不能至。而且,近半個世紀中國的現實情形,不是使人易於麻木,便是使人易趨激越。從事述要《到奴役之路》時代的我,是屬於激越一類的。十幾年過去了,回頭一看,《到奴役之路》經過我的述要,於不知不覺間將我的激越之情沾染上去。我那時的激越之情和海耶克先生的肅穆莊嚴是頗不調和的。關於這一點,我很慚愧。我認為我應該向海耶克先生道歉。
《到奴役之路》這本論著的述要,就所倡導的觀念和思想內容來說,今後大部分有現實的生活意義。實實在在,它展示了一組生活的基本原理,因而也就指出了一條生活的大道。至少,依我的人生理想而論,有而且只有跟著這條大道走下去,人才能算是人,而不致變成蜜蜂、螞蟻、牛群、馬群、工奴、農奴、政奴,或一架大機器裡的小零件。就最低限度的意義來說,這本書的述要之在這裡出現,可能讓這裡長年只受一種觀念和思想薰染的人知道,這個地球上尚有許許多多不同的觀念和思想;而且,在那許許多多不同的觀念和思想中,說不定有的比他所薰染的更好。人不能完全藉消耗物質來延續生命。人的生活還須有理想的遠景。有道德相知識作基礎的理想,至少比需靠現實層界的權勢和利益來支援的種種氣泡,較值我們懷抱得多。
古人說:“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我近年來常常想,人生就過程來說,有些像一支蠟燭。這支蠟燭點過了以後,永遠不會再燃了。我從來不做秦始皇帝那種求長生不老的痴夢。那些藉語言和幻想編織一幅圖象來把自己躲藏在它裡面的人實在是軟弱的懦夫。世界上最剛強的人是敢於面對逆意的現實真相的人,以及身臨這樣的真相而猶懷抱理想希望的人。現在,我像冰山上一隻微細的蠟燭。這隻蠟燭在蒙古風裡搖曳明滅。我只希望這支蠟燭在尚未被蒙古風吹滅以前,有許多支蠟燭接著點燃。這許多支蠟燭比我更大更亮,他們的自由之光終於照過東方的大地。
五十四年九月十四日修正
放棄了的道路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一章
譯者的話
今日世介面臨的最大課題無疑是從對抗共產制度而反極權暴政。就純正的理想而言,這是為了建立民主以實現自由,這一最低限度的主旨,應是自由世界所一致趨歸的。然而,在自由世界裡,並不是所有的份子對此主旨真切向往。因此,自由世界還未能形成在政治上的一個同質體以發揮最大可能的反共效率。時至今日,在自由世界裡,尚有人發出要民主而不要自由的妙論。吾人需知,自由是民主的真實內容,民主是自由的較佳形式。沒有民主則自由失去保障與發展的憑藉。沒有自由則民主將成獨裁與極權暴政的工具。談民主而反自由,正猶之乎要結婚而反對戀愛。這是什麼“邏輯”!
民主形式是易被利用的。舉凡開會也,選舉也,議事也,立法也,舉手也,無一不可表演得惟妙惟肖。自由則不能被導演。自由是個體之自主,自發,自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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