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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經濟理論從新救回來，並且擴大到倫理基礎上，一個人的飯碗被強有力者抓住了。哪裡還有自由可言？這一振興自由主義的功績，真是太大了。

我平生讀書與思考，受影響最深的要推羅素。除了羅素以外，近年來對我影響最深的要推波柏爾和海耶克二位教授。我受海耶克教授的影響是從讀《到奴役之路》開始的。這本論著曾給我的思想以一個新的衝擊。它使我對自由主義的認識加深並且加廣。

我現在說自由主義是一種“主義”，實在有些勉強。我現在之所以用“主義”一詞，純然是因為我找不到更恰合的字眼來表達我所要表達的意義。“主義”一詞的用法，在許多情形之下，與現實層界的權勢不可分。於是，它變成“只許信奉不許批評”的聖諭。這樣一來，它帶有權威的陰影，和強制的意味。自由主義即令算是一種主義，也不是這樣令人緊張的“主義”；否則根本就失其為自由主義的資格。自由主義可以被反對，可以被批評，而且無寧歡迎批評，它也無懼乎反對和批評。政治層面的自由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層面而已。自由主義之最中心的要旨是一種人生哲學，一種生活原理，及人際互動的一組價值觀念，或對人對事的態度。它是人本主義的，認為個人是人生一切建構和一切活動的始原起點。個人有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法治的基本出發點和功能，並非保障政司的權力，而在保障個人之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從這一組設準出發，自由主義者看得最嚴重的事是鎮制權力的隨意濫用，並且反對國邦統治大家的經濟生活。自由和責任有不可分性。依此，一個自由主義者對於他的所言所行的後果都負有責任。不付責任的人是沒有資格講自由的。沒有理知和道德觀念作基礎的騷動根本就不是行動自由。不從理知和對社會的責任感出發的言論不是言論自由。騷動和不負責的言論往往招致極權主義的災禍。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和東方的若干大變亂的史例可為殷鑑。

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當時給我那樣的感興和幫助。我很願意將我從這本書所得到的益處分給別的讀者。於是，我著手“翻譯”，並且作註解。這個工作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到一九五四年完成。

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胡適之先生在當時的“自由中國社”歡迎茶會上講演詞裡說：“二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的新聞記者同我談話時，我曾對他說：‘我所知道的，在臺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許多人想象的。’我還舉了個例子。他們大概是因為篇幅的關係，沒有登出來。我舉的例子是說：比方我們“自由中國”最近七八期中連續登載殷海光先生翻譯的西方奧國經濟學者海耶克（原系奧國經濟學者，後來住在英國，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所著的《到奴役之路》。我舉這個例子，可以表示在臺灣有很多的言論自由。因為這種事例，平常我們是不大注意的。這部書出版於一九四四年，到現在已出了十版，可說是主張自由主義的一部名著，也可說是新的主張個人自由主義的名著。這本名著的用意，就是根本反對一切計劃經濟，反對一切社會主義。一切計劃經濟都是與自由不兩立的，都是反自由的。因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計劃經濟，所以儘管自由主義運動者多少年以為：社會主義當然是將來必經之路，而海耶克先生卻以一個大經濟學家的地位來說：一切社會主義都是反自由的。……”（載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第十卷第六期）

那時的胡適能注意及《到奴役之路》的出版和翻譯，這表示他的自由主義的餘暉猶存。不過，在臺灣能翻譯並發表《到奴役之路》，這件事對當時“臺灣的言論自由”究竟有什麼證明作用就頗不易斷言。嚴格地說，胡適之先生關於臺灣言論自由問題的談話我並未清楚瞭解。當時他說的“臺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許多人所想象的”，他說的“許多人”是多少人？是些什麼種類的人，這些人當時所“想像”的“臺灣的言論不自由”的程度有多大？胡適之先生所說的“臺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許多人所想像的”，“超過”的程度有多大？這些問題，我從他的講詞裡得不到解答。我所能確切指出的，是當時《到奴役之路》有發表的自由。不過，這是十一年前的往事了。往事如煙！在這十一年之間，臺灣的言論自由是進步了，退步了，或是停在原處未動，這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這個頗為複雜的問題必須研究輿論的專家來解答。可是，無論他的解答是否和每個人的切身經驗符合，特指地說，我希望《到奴役之路》一書的“譯註”原文於十一年以後的今天在這裡不是沒有和讀者重逢的實際可能。

十一個艱辛的年頭就這樣飄過去了。人生並沒有太多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