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2/4 頁)

能放手從事經營乎？）例如，政府管制著度量衡制，或以其他方法防制詐欺之事，這便是有所為。但是，如果政府動輒過分施用暴力，便是不法之舉。政府所訂立的法規，就特例而言，也許聰明，也許不聰明。只要這些法規係為長久之計，而且並非著眼於使任何特殊分子有利，也非著眼於損害任何人，那末便不是與自由原則相沖突的。

法治之事只有在自由時代才被人有意付諸實行。法治乃自由時代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法治不只是自由之保障，而且是自由在法律方面的化身。康德說：“如果一個人不需服從任何人，而只服從法律，那末他便是自由的。”（譯者再補充一點：如果這法律不是依據一人之意志與好惡而定的，而是依據眾人之意志與好惡而定的，則服從此法律之人便是自由人。凡非自願地基於共同目標或共同興趣，而系被迫服從一人者，謂之奴隸。准此，所有極權制度之下的人都是奴隸。）在康德說這話以前，伏爾泰（Voltaire）曾用極其相似的語言表示過這個意思。模糊一點的法治觀念，至少自羅馬時代以來即已有之。在晚近幾個世紀以來，法治觀念之受到威脅，從無如今日之甚者。有許多人以為立法權不應受到限制。這一觀念乃公眾統治和實行民主政治之結果。有人以為，政府措施只要是立法程式所允許的，法治便可存續下去。這種說法，完全出於誤解法治之意義。嚴格地說，法治之事，與政府一切措施是否合於司法程式，二者關聯甚少。有時，政府行動合乎既定法律，但仍不合法治精神。（這真是真知灼見。一個極權政府類似蘇俄者，政權在手，既然一切可為所欲為，且一切可以導演戲劇方式出之，當然很不難裝扮得頗合“法治”的樣子，但其蹂躪人權如故。極權政府之所作所為，根本就是拿“法治”作為手段，來消滅以維護人權為要旨之真正法治。這與共產黨徒之利用民主程式作為“鬥爭”手段，以消滅民主要旨正復相似。——譯者）古往今來，一個特殊人物常不難獲得充分的合法權力。可是，他不能答覆一個問題，即是，法律是否賦予他以專斷權力，使他得以為所欲為；或者，法律是否預先確切規定他究竟應該怎樣做。希特勒很可以依照嚴格的憲法程式獲得無限權力。因而，他之所作所為，自司法意義言之，也可以說是合法的。但是，我們能夠因此說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是實行法治的國家嗎？

在計劃之下的社會，是不能實行法治的。這話並不等於說，計劃社會一定沒有法紀可言。我們底意思只是說，在這樣的社會，政府之行使壓制權力，不復嚴格受到事先建立起來的法規之限制。吾人須知，政府可藉法律將其一切意圖與目標合法化，或戴上法律的面具以行之。儘管如此，政府的行為依然可以是專斷行為。（這話真是說得鞭辟入裡，而使玩弄法律者無所遁其形。——譯者）假若有一條法律規定說，官方可以便宜行事，那末官方之所作所為，豈非都是合法的？但是，究竟說來，官方此類行徑，不能說是合法的。因為，只要透過法律程式給予政府以無限權力，則最專斷的權力都可以是合法的。即使在民主政治之下，設吾人也可如法炮製，則不難製出吾人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備的專制政體。（對極了！——海光）

實行法治時，有一面吾人須予注意，即立法權底範圍必須限制。當然，立法權的範圍之限制，乃限於普遍法律之制定。所謂普遍法律，意即前面所說的形式的法律。立法者從事立法時，不許為何人特別立法，且不許幫助何人利用政府底壓制權力透過何種法案以利私圖。所謂實行法治，並不是說國中每件事皆受法律管制。（請注意此處。——譯者）恰恰相反，法治之主旨是說，政府底壓制權力只能在法律事先規定好了的條件下才可行使。實行法治時，不許有例外；如有例外，法治精神便為之破壞。也許有人不能贊同我們在以上的說法。他們也許會說，蘇俄是否實行法治，端視其獨裁者底絕對權力是否依憲法程式而取得者。（但作此類主張者須知，這樣的玩法戲劇在蘇俄之演出，與電影戲劇之在美國演出正復相似。——譯者）

有些國家實行法治之主要基礎是建立於人權法案上；有些國家之實行法治是建立於憲法的法典之上；有些國家實行法治時所依據的原則是一堅穩的傳統。無論是否這些，都無關重要：有關重要者，乃立法權必須受到限制。吾人之限制立法權，就意謂著承認不可讓渡之個人權利，就是承認不可侵犯之人權。（海耶克教授可謂道出法治之根本。——譯者）吾人須知，所謂“法治”，並不就是“依據法律條文而統治”。如果所謂“法治”就是如此，則斯大林也可以說蘇俄是實行法治的地區。（譯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