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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如不在一般人民，而實際操諸少數人之手，則任何“法治”形式徒作治理機構行使專斷權力之掩護：使許多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此治理機構底行動是“合法的”。一般人常預先假定凡“合法的”便是好的。一究其實，這類的“合法”行動，常常是有害於大家的。因此，這個樣子的“法治”不是以保障人權為主旨的法治；而是治理機構以“法”來“治”人的“法治”。這樣的“法治”，是政府用來對付人民的“法治”。）真正的法治，就其重要意義言之，是人民用以約制政府以維護其自己利益的工具。所以，無論法治採取何種形式，其普遍核心應為保障人權。（正確之至。——海光）

有些知識分子陷入一種混亂衝突的思想之中。他們相信威爾斯（E。G。Wells）底一重要主張。威爾斯主張最廣泛的中央管制計劃；可是，他同時又為人權而熱烈辯護。這兩種主張是互相沖突的。如果我們希望保持個人權利，那末必至妨礙中央管制計劃。我們要實行中央管制計劃，便無法保持個人權利。我們不能既實行中央管制而又保持個人權利。熊掌與魚，不可得兼。這是一種兩難（dilemma）。威爾斯有時似乎也認識這種兩難，而陷入這種兩難之中。因此，他所擬議的“人權宣言”的條文裡頭，有些話躲躲閃閃，七折八扣，以致未能維護人權底基本要旨。例如，他底宣言聲稱每個人“有權利買賣一切合法買賣的東西，而不受任何等差的限制。”這一條確乎是值得讚賞的。可是，他立即接著說，這一條只適用於“買賣與公共福利相合的那麼多的東西。”加上這一條限制，便使得原來的一條變得毫無價值了。自然，一切加於買賣行為之限制，照許多人看來，是必要的。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為了“公共福利”而行的措施。可是，吾人需知，在實際上，這一條款既不能有效地限制什麼買賣，同時又不能保障一般人的權利。（真是兩俱失之。一切“半調子”式的統治制度，實施之結果，無不如此。行此類辦法，官方固然滿足了一種“統制欲”，但卻害苦了老百姓：大家只有悶著買更貴的東西。——譯者）

自社會主義運動開始以來，有許許多多社會改革者對個人權利大肆攻擊。他們說，所謂個人權利，乃一“玄學的”觀念。他們強調，在一個有合理秩序的世界裡，根本沒有所謂個人權利，只有個人義務。這種說法，常為一般所謂“進步分子”採納。（譯者按：夠奇怪的，義務說不獨為“進步分子”所主張，而且也為退步分子所假借。地球是圓的。設二人相背而行，行之不久，必至碰面。“進步分子”憑義務說造成一種觀念威力，藉此觀念威力，驅策大家白白自我犧牲，來攪翻世界。退步分子則假借義務說為一種堂皇語言，迫人白白自我犧牲，以滿足其私圖。“進步分子”與退步分子的目標固然不同，但二者之要求別人白白自我犧牲則一。吾人之作此語言，並非謂人不當完盡其義務。恰恰相反，吾人視完盡義務為人格之崇高表現。然而，吾人有須指出者，義務之完盡，必須出於自覺自發自動；而不能出於權威之強制或愚弄。設有權利人物天天板起面孔叫人應完盡何種義務，這簡直是敲詐好人最後的一點良心儲蓄，並提此點儲蓄而浪費之。這類行徑，與登徒子對未經世故之純潔少女高調“愛情無條件論”之作用，將何以異？敗壞作弄至極，必至天下之人皆無良心。即間有一二漏網之魚，亦必深藏其良心於毛衣之內，以免傷風著涼。一個社會如被斫喪到這種地步，恐已“佛菩薩救不得”了。）

複次，一個國家，即使在形式上承認個人權利，或者承認少數人有平等的權利，可是這個國家如果管制人民經濟生活之全面，那末其承認個人權利之舉會變得一點意義也沒有的。這種情形，已為中歐許多國家底經驗所詳盡證明了。

譯者附志：本章有所刪節

統制經濟的種種危害

——海耶克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七章

“控制財富生產就是控制生命。”

——Hilaire　Belloc

最大多數會將自身業務之實際的方面認真考慮過的人，對於一行管制經濟便多少會走上獨裁路線這件事，是很少懷疑過的。我們大都知道，經濟這件體系是這樣複雜，而且各部門的活動又是相互關聯著的。如果我們要有意予以管制，勢必仰仗一群專家。這麼一來，最後的責任和權力，必至落入一個總司令之手。這樣的一個總司令，如果要認真執行其職權的話，他的行動一定會遭到民主程式之掣肘的。他為了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