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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許多。吾人之指明此事，實至關重要。

無疑，經濟計劃之施行，必須審慎區別各種不同人物之特別需要，並且容許某些人可以從事他人所不願為之事。（例如，賣臭豆腐——譯者）施行計劃經濟時，如須制定法規，規定富人應如何，而且何種人物方可從事何業，則形成階層統治。階層統治乃“進步社會運動”之反面。所謂“進步社會運動”，用亨利？梅茵爵士（Sir　Henry　Maine）底名言說，就是：“至此，從階級社會遞變到契約社會”。的確，法治之事，較之藉契約而統治，更與階級統治相反。依形式的法律統治之意義言之，在法治之下，不容許特殊人物擁有特殊權利。這樣，就保住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一大原則。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之原則，乃專斷統治之反面。（在專斷統治之下，一人之權力常大於全體之和。——譯者）

吾人須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與政府精心策劃以使不同的人得到實質的平等，這兩件事是互相沖突的。任何以直接分配“正義”為理想目標之政策必至引起法治之毀滅。（亦天下大亂之一源——譯者）如有政府想為不同的人制造“公平”，必至弄得大家都不公平。（一針見血之言，足為好事者戒。若要天下太平，必須請老子出山，治國者熟讀道德經。——譯者）我們不能否認，在法治之下，可能產生經濟上的不平等。然而，法治之造成經濟的不平等，並非有意以一特殊的方法為特殊人物獲致利益，也並非有計劃地使另一部分人陷於貧困。（在極權統治之下，那抽象而不可及的“國家”及其實際的掌握者變成實際的財主，餘眾悉變成赤貧。——譯者）社會主義者和納粹往往反對“純粹”形式的正義。他們常常反對那對於特殊份子無利的法律。因而，他們反對司法獨立。同時，他們支援自由權利學派（Freirechtsschule）這類的一切運動。這類的運動根本是破壞法治的。凡此等等行徑，皆為社會主義者和納粹底特徵。

有人甚至於說，欲求法治行之有效，則較為重要之事，厥惟建立法規，且行之毫無例外。在一般情形之下，法律如系普遍執行，則法律之內容何如，確乎無關重要。吾人駕駛汽車時，規定靠左走或靠右走，都無關重要，只要大家一律就行了。在法治之下，重要之事，乃法律可使吾人正確預見別人底行動為何。欲能如此，必須法規對於同類之一切情形都可應用。即使在特殊事例中，吾人感覺某種法規有失公正，亦須一律執行，然後徐圖改正。

吾人須知，法律上形式的公正，與法律前形式的平等，這二者是有著衝突的。有些人對於“特權”概念及其後果為何，普遍發生誤解。利用特權之最重要的事例，就是將特權用到財產範圍裡。在過去，土地財產權掌握於貴族份子之手。現在，某些人經官方許可保有製造某些貨品之專利權，或者保有出售某些貨品之專利權。無疑，這都是特權。但是，如果所有的人在同樣的法規下都可能獲得財產，而在實際上只有某些人得到財產，我們因此便說這一部分人享有“特權”，那末我們便是濫用“特權”這一名詞。（這是語意學的解析之一例。許許多多社會主義者，尤其是共產黨徒，窮年累月將個人由此獲得之私有財產宣傳做“特權”，有意或無意誇大社會財富分配之不平。這便是“特權”一詞之濫用。今經海耶克教授指出，此種毛病立顯。在政治學，以及經濟學之非科學的部分裡，這類毛病簡直不勝列舉。至於表現“歷史文化”所用語言，及此類巨大名詞（big　terms）所犯語意的毛病，更觸目皆是。凡不能自拔於語言文字所形成之魔陣者，鮮有不思想迷亂者。思想迷亂，與思想高深，是不可混為一談的。欲救此類弊病，必先自語意學始。——譯者）

有些人以為自由制度特徵之一，乃政府一事不作。這一類底人常強調“放任主義”。其實，“放任主義”一詞完全攪混了自由制度所依據的原則，並且使人誤解此一原則。毫無問題，每一政府必須有所作為。既然如此，政府底每一作為多少總要干涉到某些私人的事物。但是，重要之點還不在此。重要之點，如前所述，是個人能否預知政府底措施或行動是什麼，並且以此知識作為張本來從事自己底計劃。這麼一來，個人就可確知外來干涉會達到某種程度，因而他需要預防到什麼程度。（譯者按：這點甚關重要。假若人民運氣甚佳，碰上一個似乎“勵精圖治”的治理機構，今天出一花樣，明天又出一花樣，以滿足其似乎熾盛之企圖心。花樣既然日日翻新，層出不窮，則人民心理在虛懸之中，亦若賭博之猜單雙者然，兇吉莫卜，心旌動搖不已，尚能真安住樂業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