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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剁掉，這樣，耱條就顯得筆直整齊。然後，他用麥秸稈擰成的繩索，將耱條捆紮在一起，每捆四四方方，數量一樣。然後，統一藏在窯洞深處。

附近有一個小鎮，每逢陰曆初五、十五、二十五就有集市。每到這天凌晨，根生伯和萬靈伯就會來到我家集中，估摸時間到了，就和父親一起去趕集。他們一人拉一輛架子車，架子車上裝滿了耱條。父親的耱條上鋪著麻袋，麻袋上睡著我。我的身下壓著書包，書包裡放著鉛筆和本子。

他們賣耱條，都不會算賬，而我會算賬。

那時候，家中沒有鐘錶，只能依靠公雞報曉。家中養了一隻來航雞，很漂亮，它被當作鐘錶來用。根生伯和萬靈伯家都沒有養公雞，所以，他們每次賣耱條的時候，都要在我家集中。我記得有一次，他們來得很早，就在屋子裡的腳底抽菸，萬靈伯抽旱菸，煙味很濃，根生伯和父親抽用紙捲成的煙末，我們那裡把這種煙叫“大炮煙”。我朦朦朧朧醒來了，聽見母親說：“雞還沒交頭遍呢。”根生伯和萬靈伯說：“讓娃再睡，走的時候再叫娃。”

每次賣耱條的時候，我都會睡一路，那時候我很小，很貪睡。朦朧中聽見父親說：“睡好，要下坡了。”有時候，要上坡，父親一個人拉不上去架子車，就說把我叫醒，讓我下來。根生伯和萬靈伯說：“叫娃睡，甭叫娃。”他們幫著父親把架子車推上坡頂。

賣耱條的那個鎮子距離我們家有十幾里路，一路都是溝坡。

鎮子上賣耱條的人很少，很多的時候只有他們三個人在賣耱條。這是一個重體力活，沒有人願意做。十里八鄉的人都來買他們的耱條。那時候還是生產隊，不敢過多要價，價格差不多了就賣。這一車耱條，也賣不了多少錢。我記得有一次，父親賣完耱條回家的時候對母親說：“今天萬靈賣好了，得了30元錢。”這三十元錢讓父親羨慕不已。很多的時候，父親一次只能收入十幾元二十元。就按照20元計算，一月三次趕集，收入60元。而這60元，還有一部分要給生產隊上交。

賣了耱條，父親他們捨不得買飯吃。記得每次到了中午吃飯時間，父親就走進公社食堂裡，向廚師討要人家一碗熱麵湯，把帶來的冷饅頭泡在裡面，讓我吃。而他們，則吃著帶來的冷饃。那些饃，都是紅薯面和玉米麵做的，很少有麥面饃。

記憶中父親只給我花過一次錢。有一次，我站在賣西瓜的攤子面前挪不開腳步，口水直流，父親就給了老闆五分錢，老闆用刀子切了薄薄的一片遞給我，我吃得特別香甜。

父親是在以後家裡生活好了才學會識字算賬，那時候，他每天鑽進山溝中找耱條，根本沒有時間學文化。那時候在集市上，遇到有人買耱條，想買幾捆，一捆多少錢，我就馬上在書包裡拿出鉛筆本子，列出算式，進行計算。很多人都羨慕地說：“這娃這麼小就會算賬。”父親就驕傲地說：“我娃不但會算賬，還識字呢！”

那時候和以後的很多年裡，我都是父親的驕傲。

我記得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第一年，家家糧食都堆滿了房屋，父親和根生伯、萬靈伯在家中抽菸聊天。父親說：“以後再也不扎耱條了。”根生伯說：“真沒想到日子還有這一天。”

萬靈伯只是抽菸，臉上的每道皺紋裡都是笑。

此後，他們再也不扎耱條了。

父親他們三個人關係一直很好，三個人在一起從來沒有吵過架拌過嘴，誰家有事，另外兩家都會鼎力幫助。多年的患難歲月，讓他們結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

根生伯家沒有孩子，後來抱養了親戚家一個女孩，女孩對根生伯夫婦非常孝順。女孩長大成人後，招了一個來自南山的青年，書面語言叫入贅。這個青年對根生伯一家也很好。

萬靈伯家是兩個女孩，最後才有了一個男孩。萬靈伯家的女兒叫妮子，和我是同班同學，可是學習一直很差，簡單的加減乘除都不會，她上到二年級就輟學了。

小時候，我聽到父母私下裡商量，想把妮子介紹給我，讓我們定娃娃親。我堅決不同意，我覺得這麼小就“有媳婦”，是一件很骯髒的事情。那時候，我一心一意要做又紅又專的共產主義接班人，要去解放臺灣，還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看受難的人民。我記得那時候村口的土牆上寫著這樣一副標語：“胸懷祖國，放眼全球。”而我從小就有遠大理想，要解放全人類。這樣的人，又怎麼能“要媳婦”？

而現在，父親走了，他的兩個最好的朋友也走了。

他們三個人都是癌症，都沒有活過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