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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儲，乾隆初年，御史陳其凝曾請將田賦照時價輸谷；＇18＇都統布蘭泰請於直隸、山西邊外地畝“改折本色”，以籌邊方積儲；＇19＇七年，漕運總督顧琮請將兩江來歲田賦額徵（五百餘萬兩），悉徵本色；＇20＇八年，鴻臚寺卿梅瑴成請將漕糧已改折者暫徵本色；＇21＇江西巡撫陳宏謀請於捐監無人、難於採買之處，“以谷代銀”交納田賦。＇22＇這些建議雖大部未被採納，但仍被多次提出，並經過反覆“籌量”，顯見決非偶然。

為防止穀賤傷農，政府還多次提出敞開收購餘糧的政策想法。乾隆二年，陝西暫禁商販，飭各州縣“照依時價採買”；＇23＇三年，令山東、河南，貿易之餘，再有餘糧，地方官動支庫帑，照時價糴買；＇24＇四年，江南為防價賤傷農、商民囤積及販賣出境，請準“不必拘定數目”，照市價收買存倉（價昂即止）。＇25＇甘肅亦於元年、七年數度“不拘原數廣買”餘糧存倉儲備。＇26＇

為此，清政府還提出鼓勵生產，限制種植菸草等作物，禁酒＇27＇，禁止遏糴，禁止囤積，開米禁，免糧稅，以及完善糧價呈報制度和建立人口統計制度＇28＇，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到乾隆六年，隨著清代第一次全國人口數字的造報，全國常平倉谷的儲存數字也同時報送上來。＇29＇

圖3　乾隆初年常平倉儲數量

如果說雍正間全國實際儲量不過一千數百萬石，現在它已有了很大的增加，乾隆六年第一次統計，全國常平倉儲數量達到三千一百七十萬石，加上其他各類倉糧數百萬石，估計較雍正年間已增加了二千萬石。這些數字僅是年終統計，並不能完全表示出一年中倒底有多少糧食出倉入倉（流量），而只表示著一年中倉糧出入所餘的淨值（存量），就好象我們僅從每年的年終人口統計中，是不可能瞭解到當年的淨出生人口一樣。賑糶的數量在乾隆初年更有了成倍的增加，僅以平糶而論，每年循例出陳易新，即須平糶倉糧三分之一以上（北方糶三餘七，南方糶五餘五）。這些表明，乾隆初短短几年時間之內倉儲增加的成就，當已極為可觀。如從分省情況來看，直隸乾隆二年七月只儲一百四十萬石，六年九月已有二百萬石左右，與定額所差無幾；山西元年正月常平無多，六年八月已儲一百五十五萬石，超過了以後的定額；廣東在六年八月以前兩年之中，積儲幾至三百萬石；此外據不完全統計，甘肅、福建、湖北、四川、廣西、江蘇等省，在這一期間也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30＇

除平糶外，這一時期用於賑濟的糧食數量也很難統計。據時人說，從前只有重大災害，才由政府加以賑恤，小災則由民間互相調濟，自己解決，從未有過“每歲賑恤之事”，＇31＇可見這一部分用糧也有顯著的增加。特別是乾隆七—八年，發生了嚴重的災荒。乾隆七年，災害主要發生在兩江即江蘇、安徽的北部諸府，政府動用本色倉米二百四十萬石（另動用白銀七百六十萬兩）；＇32＇乾隆八年，災荒發生在更多省份，據不完全統計，直隸共賑米一百五十餘萬石，＇33＇江西賑五十五萬石。＇34＇這一情況造成了乾隆七、八兩年全國倉儲額的顯著下降（統計數中乾隆八年數與七年數同，顯悉照抄）。無疑，在這兩年之中，倉糧有著遠遠超出年終統計升降幅度的大規模支出，它對於政府的增儲計劃，顯然有不利影響。

乾隆初年，對於倉谷平糶，諭令“多減價值”；初定熟年每石照市價減銀五分，歉歲減銀一錢，令酌量再減。＇35＇平糶時一般定例北方糶三存七，南方糶五留五，原為出陳易新，以防黴變，亦使青黃不接之時，得以接濟民間，著荒歉之時，減價多糶，勿拘糶三成例。＇36＇各省出借倉谷，秋後歸還，向有每石加息一斗之例，著歉收之年，勿令加息。＇37＇對地方官不敢越額平糶，諭：“平糶倉谷已符額數之言，甚屬不經，是豈保赤之心哉！且國家設常平社倉，所為何事？”＇38＇致使乾隆三年，已有今“輸納不益於前，而賑糶幾倍於舊”的說法。＇39＇至於賑濟饑饉災傷，乾隆一朝更是“百計區劃”，“一賑再賑，以安全之”，＇40＇常常不吝費用，破格蠲賑。如定賑災日給每口米數，在“正賑”外增設“加賑”諸項，於舊例只賑秋災外，增賑夏災，諭：“如果應行賑濟，即於常例之外，多用帑金，朕亦無所吝惜”。＇41＇州縣散賑，舊例稽其田畝，給與農夫，改為闔屬貧民，均行賑濟。＇42＇並將前朝經常使用的銀賑方式，多改為賑濟實物米穀，諭：“此係朕本意”，督撫總以銀米兼施為便，“此朕所不解”。＇43＇清代康熙年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