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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會心地一笑：“不是我託大，我向來做事求穩，凡事都經過深思熟慮，那套對付捻軍的辦法，只要假以時日，必生效果。”

“是！是！是！”

“我說到哪裡了？”

幕僚們異口同聲：“中興。”

“哦，對！”曾國藩停頓了一下，“我原本以為只要沒了戰爭，就等於站在‘中興’門外，想不到……”

他所謂的“想不到”，其實早有血淋淋的現實擺在有憂患意識的人眼前，他只是不忍看得那麼透罷了。

大清帝國當時已如百餘年的茅草屋，四面透風，搖搖欲墜。帝國內部，太平天國雖然被鎮壓，但各地起義仍接連不斷，敲打著大清帝國的神經，紫禁城中，慈禧以中下之智、上上之慾統治著這個帝國，她只能讓它變得更壞。帝國外部，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就不停地搜刮它的財富。曾國藩在剿捻時路過各地看到村莊乃至城市的破敗時，悲痛欲絕，這哪裡還是個帝國，簡直就是敗絮。

在曾國藩看來，外部的敵人永遠不是問題，於是他輕描淡寫地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他樂觀地認為，只要學了西方的武器改練軍隊，同時自己也製造洋槍洋炮這些近代武器，就能抵禦地方列強的攻擊。在此基礎上，再深入鑽研和了解西方技術，假以時日，完全可以打敗那群鬼子。

他看不到西方的成功是因為制度，而非武器。這種天真之想，讓他第一個在中國建立了西方武器製造廠，也是他，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

在他的鼓吹下，當時中國很多人都把眼睛瞄向西方，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歷經二十餘年，結果在和日本的甲午戰爭中暴露了它的毫無效果。

其實，“師夷長技以制夷”是個偽命題。“師夷長技”的目的是“制夷”，而不是讓自己絕對強大起來，一旦夷狄沒了，那些“長技”必被取消。滿洲人入關後，拒絕使用火器就是明證。滿洲的統治者似乎很精明，他們認為一旦火器普及會動搖其統治，但如你所知，這是小農思維。當他們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時，才發現了自己的差距，但悔之晚矣。

曾國藩覺得，最大的危險往往來自內部。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攘外必先安內，內部不穩，是絕對的不穩。至於外部，不過是肘腋之患。對於如何處理內部，曾國藩毫無信心。本來，他認為吏治清明是重點，可正是他本人一直在破壞吏治。

擔任兩江總督後，曾國藩在其轄區內把他認為的貪官汙吏統統撤掉，換上自己認定的好官吏。但這些人到任後並未給曾國藩增光，相反，他們變本加厲，比從前的官員還要貪腐。

曾國藩極為痛苦，卻束手無策，原因無他，主要是這些官吏不是他的親信，就是他親信的親信；不是他親手所保舉，就是他保舉的人所保舉。所以他明知問題很大，非整頓不可，卻無法下手，只能裝聾作啞。

那個後來在“洋務運動”中成為標誌性人物的丁日昌，在江蘇常州做官時，打著洋務運動的旗號橫徵暴斂，貪汙腐化。有幕僚提醒曾國藩，若想整頓江蘇吏治，必須首先從丁日昌開刀。

曾國藩長嘆一聲說：“丁日昌橫徵暴斂，是在給李鴻章提供剿捻軍費，即使再壞也不能去掉。”

幕僚也長嘆一聲說：“那就只能讓吏治繼續敗壞下去了。”

吏治腐敗，讓曾國藩漸漸失去“中興”的信心，“中興”的口頭禪也慢慢從他嘴裡消失不見。一次，某個幕僚對他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只不過現在皇帝的威權很重，割據風氣還未形成，除非中央政府首先爛掉，否則不會出現國家土崩瓦解的局面。”

曾國藩不無憂慮地說：“中央政府好像正在爛掉。”

幕僚道：“禍患必是中央政府先垮臺，而後天下無主，各自為政，這種情況的發生不會超出五十年。”

曾國藩不禁皺眉：“能否南遷？”

幕僚斬釘截鐵：“不可能！”

曾國藩很不服氣，和幕僚大起爭辯。幕僚最後甩給他一句話：“國初殺戮太重，滿漢仇恨深刻，一成死灰，永不可能復燃，即令復燃，也不會長久。您就睜眼瞧著吧。”

曾國藩閉上了眼。最近，他的眼睛一直酸脹，看東西異常模糊。他知道這是病，但他不知道該從哪裡治起。

就像是吏治，就像是他的癬病，還有他日益加重的肺病。

不是病入膏肓，而是命中註定，這種病會帶走一個人，乃至一個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