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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這是第一次。所以後世的史學家，也把這道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領域的奏摺作為“光緒改革”的起始文獻，雖然它只能算作一篇五年計劃。從這一年起，中國正式進入了“光緒新政”時期。

所以第一個五年計劃，除了推行六年義務教育，像明年光緒十三年，接受六年義務的省份將再擴大九個省，分別是：越南、越北、緬甸、臺灣、河南、山西、陝西、吉林和黑龍江，還有就是降低成人的文盲比例。這個關緒清打算靠近幾年清華大學的畢業生來推行，藉機也可以擴大清華大學的群眾基礎和影響力。

關緒清的計劃是，透過這五年時間，把識字率提高到30％本完成在全國所有省份內的基礎義務教育普及。為此，他甚至強硬地把教育經費佔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提高到20％以上，並且硬性不管出現什麼情況。教育支出都不能低於這個比例。

而地方省、府、縣各級財政也都必須嚴格按照這個比例執行，吏部將把教育推行列入官員的考核範圍內。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相信這在不管哪個朝代都不會過時，而在清華大學一批接著一批的大學生畢業後，就想春天的種子一樣在各省播下，希望將來能夠滿地開花。只有國民素質的提高，國家才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才。

在加大教育投入方面，關緒清還想到了後世地一些方法。像建立非義務教育成本分擔機制及貸款機制；重構稅種，徵收教育稅；發行教育彩票；發展各類民辦學校和私立學校。關緒清打算採取的是第一條和第四條。當然這並不是說第二條和第三條措施不好。

徵收教育稅這在西方早已有之，像美國有28個州設教育開稅種少的有12種，多的設幾種源。這不僅有利於足額徵收教育費用，而且有利於教育經費的逐年穩定增長。但在中國。幾千年私有制文化的薰陶下，百姓對稅沒有多高的認識，在他們看來，輕徭薄賦的就是仁君。

徵收重稅的就是暴君，要想改變對稅地錯誤認識，決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而在中國，要想維持國家的凝聚力。

統治者的個人聲望是一件很重要地事情，尤其是人民已經開始覺醒的時候，關緒清並不打算為了教育稅而破壞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來的政府形象。

同理，發行教育彩票暫時也只可能是鏡中影、水中月的事情。雖在整個國家教育投入不足而財政壓力又很大地背景下，發行教育彩票是一條可行的投入渠道。

像後世英國每週彩票售額已達1億英磅，美國僅德克薩斯州的年彩票銷售就達到32億美元。美國有13個州部分或全部把彩票收入投入到教育中。加利弗尼亞1美元的彩票就有34分用於教育。發行專門地教育彩票。能更好地吸收利用社會閒散資金。發展教育事業。是遠比那種希望工程要好的多。

所以關緒清只能把擴大教育投入的希望寄託在另外兩條措施上，好在這兩條都十分切合中國的國情。

建立非義務教育成本分擔機制及貸款機制，就是國家把主要的投入放在義務教育上，而非義務教育在明確國家擔負一定培養費用的情況下，按照“誰受益，誰承擔”和成本分擔的原則進行收費。

考慮到高等教育成本甚高，保證受教育機會平等原則及百姓的實際承受能力，最後關緒清把大學的學雜費定在了佔培養一個學生總經費成本的5O％～65％這個範圍內。

對於特別困難者，國家透過建立學生貸款、獎學金等多元化資助體系保障有才華但家境困難的學生順利完成學業。這正是國際慣例。如美國執行“學費折扣”，對那些不能負擔全部教育費用的學生提供教育資助。

澳大利亞從1989年開始正式實施‘高等教育獻方案‘的學生資助政策和澳學助學金。

除了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教育的規劃也是這次五年計劃的重中之重。

首先，是確定教育經費分配的問題。一般來說，國際上教育經費分配的變化是與經濟、教育發展變化相適應的。經濟、教育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以義務教育（一般指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初中階段）為重心。

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轉向發展中等和高等教育，教育經費分配也相應調整。曾滿超在《發展中國家教育成本研究》中指出：“發展中國家初等教育公共經費佔整個經費的一半，中等教育佔13，15。這種公共教育經費的分配情形是穩定國家投資主要用於普及義務教育，年義務教育佔總經費的59％，開設私立學校。集聚民間財力加以實現。這對一切教育經費短缺而又奉行“追趕戰略”的中國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