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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此事責成有司，更無遊移。

而曰“務使耕作農民有餘糧以贍妻子”，則體恤農苦，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至農人之隱願，亦止於是而已矣。

若所謂“其不願者聽之”，乃正善為調劑，曲全業主體面之意。其惠愛佃農，上文業已詳言，語末自不能不兼顧業戶。聽之不理，則業戶究竟無權矣。

蓋當時朝廷政教雷厲風行，莫敢阻尼，不獨業戶震重天語，斷無不顧之理；即使業戶不願，而佃戶聞聖上一番眷恤及其妻子，又誰肯竭脂膏以輸業主乎？且不願者既已聽之，則亦只不願於心而已；索諸佃不應，告諸官又不問，隱然以可減之法聽佃戶自為，豈非仁術之施於無形者乎？

在他看來，當時業佃雙方本就誼同親戚，痛癢相關，不須官為限定；而在政府“惠愛佃農”的政令之下，一方面，業戶“究竟無權”，而“莫敢阻尼”，另一方面，佃戶也不肯多交地租。這就自然達到了減租的目的，豈不正是“仁術施於無形”？＇4＇

乾隆十三年二月，高宗閱《山東通志》內載聖祖欲山東有身家者“減輕田租”、“贍養佃戶”之諭時，又提起這一問題，諭：

今朕省方問俗，親見民情風土，歲偶不登，閭閻即無所恃，……揆厥所由，實緣有身家者，不能贍養佃戶。……夫睦嫻任恤，自古為重，利豈專在貧乏，富戶均受益焉。＇5＇

一方面譴責了“不能贍養佃戶”的業戶，同時，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範圍，而提倡一般性的減收田租。

另一方面，在實際生活中，政府通常不準加租，如直隸總督、名臣孫嘉淦說：若業戶添租，“租銀既重，逋負必多，一遇歉收，棄地而逃，並少租而不可得矣”，反對加重租息。同時，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雜租及大斗苛求。

政府的這種態度，在對旗地的有關處理中表述得最為清楚。乾隆二年二月戊寅，上諭停止增租，夫旗人民人，均吾赤子，朕一視同仁，並無歧待。著……令該督保題，停止增添（地租）。

並於乾隆五年議定，旗地“若並未欠租而莊頭土豪無故增租奪佃者，審實治罪”。

為何不許隨意加租，清廷是有著自己的想法的，在嘉慶朝昭槤的案子中，有一條上諭明確表示：政府尚秉承“永不加賦”準則，一般地主業戶豈可隨意增收地租？＇6＇這也許就是政府不許隨意加租的最有力的說明。

乾隆十三年，雍正五年所定“田主苛虐佃戶及佃戶欺慢田主之例”，也終於修訂完成。＇7＇追索欠租，過去並不是政府的責任，也沒有什麼定章可循，從此以後，佃戶欠租，業主不得擅自責罰，佃戶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則官府皆可出面追究。新的規定無異給地方官員平白增加了許多負擔，而與他們應負的主要職責沒有多大關係，因此雖遇強佃抗欠，“地方官率漠然不顧，曰：吾但能催賦，豈能復催租”；＇8＇旗人取租，“乃州縣中有以抑挫旗人為不畏強禦者，有以袒護民人為善於撫字者，遇此案件，大都置之不理”，＇9＇　畢竟被置於一個較次要的位置。

在十八世紀，清政府還實行了賦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取消了已有數千年曆史的“人頭稅”，而代之以“財產稅”（土地稅）。取消“力役”，而代之以“僱役”。同時，改變身份制度，取消“賤民”名義，提高“僱工人”的身份地位，等等。上述種種作為，從“國家的視角”看，似乎便是欲使社會“平民化”，從而實現國家的“直接統治”。

同一時期，與之相關的是，民間租佃關係也有所調整，地租實收率不斷下降，租佃制度得以修訂。

據研究，自清初（甚至明末）以來，中國的地租額和地租實收率就在不斷下降。地租額的下調幅度一般是在20個百分點以上。而在十八世紀，地租實收率大約不過租額的七八成：

1。十八世紀上葉：

安徽休寧黃姓祀租簿（1697—1746），呈下降趨勢，實收率絕大部分為約定租額的八成左右；其中部分定額租亦呈下降趨勢，以期初數為100，平均實收額指數為74％；

福建龍溪縣（1715—1743），平均實收額指數為84％；

福建閩清縣（1718—1749），平均實收額指數為77％。

2。十八世紀中葉：

山東汶上縣美化莊孔府收租總帳（1736—1775），平均實收額指數：小麥52％，高粱56％，豆類47％，雜糧41％。

3。十八世紀下葉：

安徽歙縣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