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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不能受業戶如此之刻剝也。

至民間典買田畝雖價值有加，而佃戶所交租額從無增添之理。葉一棟所稱高曾以上目睹佃戶之苦如此，大約系百年以前為前明江西紳衿、富戶之惡習，臣等細加訪問，現在並無其事。＇1＇

八月，兩江總督那蘇圖遵旨復奏，曰：

查兩江各屬業戶收租，……所用租斛、租秤、租戥，皆就各城鄉鎮集，相沿行使之鬥斛秤戥置用。……收租之家不能於市斛、市戥之外另為加增，亦不肯於市斛、市戥之內故為減少，……其租額之多寡，系各視其田之肥瘠及彼處斛、秤之大小斟酌而定，亦屬歷來相沿之舊額。雖更換業主，佃戶總照舊額，立約輸納，其額亦人所共知。故田價雖昔賤今貴，而租額不能增加，昔貴今賤，而租額不能減少，此徵租原有定額，從無租隨價增之事……

且江南民例，凡十分收成之年，則照額完租，九分收成者，只完九分八分之租，其餘以次遞減。其間刁黠佃戶，即十分收成之年，亦止完八九分之租，此外又有拖欠懸掛、抗不交租者。是定額之內，往往不能照額取盈，何能於定額之外濫有浮加？

硃批：所見甚屬公正。知道了。＇2＇

但租佃關係似已日漸成為一個令人頭痛的社會問題，而不斷被提上議事日程。遇到這類問題時，無論是更多的眷顧業主，還是偏向佃戶一邊，可以說都不合政體。如那蘇圖所說：

總之，業主佃戶各有淳頑，有業主恃勢欺凌佃戶者，有佃戶逞刁抗拒業主者，原自不一，……惟在地方官隨時勸導，隨事懲儆，庶可潛移默化。

雖說傳統時代近於一種“人情社會”，儘管存在著地主的“情讓”、“義讓”，存在租額下調和地租實收率下降的事實，但此刻在主佃雙方之間已出現許多問題，遠非理想時代可比。

乾隆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提督永常請恤佃戶，令地主按蠲免之數扣除地租，大學士等議覆：

業戶之與佃戶，本休慼相關，租額雖有一定，原視歲之豐歉，以為多寡，彼此通融體恤，各省皆然。至於歉歲，國家正供，尚蒙格外加恩，民間地租，業主即欲按額起租，佃戶斷不肯如數交納。

今永常奏請令租地之佃戶，將應交地主租息悉照應行蠲免之官租原數扣除，地主無許多索，如敢陽奉陰違，許該佃赴有司控告。若如所請，是繩以官法，徒滋紛擾，且恐啟頑佃抗租之漸，事屬難行。＇3＇

得旨：“依議”。

五年六月戊寅，河南巡撫雅爾圖奏請定交租之例，以恤貧民：

豫省佃戶，均系貧苦之人，而地主苛刻者多，寬厚者少。往往於被災年分，照常徵租。窮民無所出，有賣男鬻女以償租者。請酌定章程，如被災五分，則收成止五分，自應止收五分之租。被災六分，則收四分之租。甚至被災十分，租息自應全免。

得旨：著照所請行。至各省可否照此辦理之處，大學士會同九卿議奏。

閏六月庚子，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其凝奏：

河南巡撫雅爾圖請定佃戶交租之例，奉旨允行。臣竊謂天下之田地，……雖上熟之年，田主亦不能收十分租谷。若有荒歉，惟照收成分數交租。田主斷不能收租於分數之外，佃戶亦止肯交租於分數之中。業戶出田以養佃，佃戶力作以交租。民間交易，情可相通。若官為立法，強以必從，則挾制爭奪，必滋擾累。請民田佃種，照舊交收，不必官為定例。

戶部議覆：

該御史所奏似屬平允。請勅下各省督撫，仍照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內諭旨，實力遵行，以杜紛擾。

因此收回了六月成命。

在這一輪提議中，提督永常是滿洲正白旗人，河南巡撫雅爾圖是蒙古鑲黃旗人，再加上乾隆皇帝本人，幾乎沒有一個漢人。

對於官府蠲免勸減田租應否硬性規定成數，歷來頗有些批評意見。似乎清政府就應該站在佃戶立場上，否則就大錯特錯了似的。又似乎清朝政府可以一會站在“農民階級”立場，一會又改換為“地主階級”立場。這可以說都是對滿洲統治的特性缺乏瞭解。

其實，這些不過是今人看法，在清人眼裡恰是大異其趣。金文榜於《減租辨》（1863年）中，在引述了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上諭後，寫道：

細繹諭文“欲照所蠲之數，履畝除租”兩語，足見聖祖久有此心，並非空言。

其謂“繩以官法，則勢有未能”者，亦以當時佃業，誼同親戚，自能痛癢相關，不須官為限定耳。

又曰令“所在有司善為勸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