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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神宗皇帝一味地強調‘當今理財最為急務’，王荊公也不得不俯就、迎合這一旨意，以致激起朝臣之間的政爭以至黨爭！”

幾個人聽趙檉說得新穎，也合情合理，頻頻點頭，趙檉話鋒一轉道：“但錯在王荊公當時用了不恰當的方式和不合適的人去做事，如果其以範公仲淹所說的厚農桑、開河渠等為號，實施‘農田水利法’，恐怕事情也更能為大部世人接受，就不會引起黨爭；而神宗帝和王王荊公強力推行新法，致使‘舊黨’諸公退散，‘新黨’又只能越次提拔了一些並非品學兼優的“‘財利之人’，他這就在變法的時機、策略和用人路線上犯了為政者大忌，為以後更加激烈的黨爭以及新黨的愈變愈下埋下了禍根。”

“有理，今人在評論新舊兩黨之間的是非曲直時，皆以為舊黨中多是一君子，而新黨中除了王荊公之外盡是一些小人。”陳過廷插言道，“現在想來，王荊公得不到朝中重臣的支援，也只好找那些急於上進的新人。可這些人不僅缺乏歷練，且把變法作為進身之階，動機不純，這些德行敗壞、胸懷私心的人來主持變法，已然敗了！”

“熙寧變法中正是因為吏緣為jiān，掊克rì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舉官以多貸為有功，不問民之貧富，強行抑配。各級官吏則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與民爭利，搞得紛紛擾擾，莫安其居。”趙檉搖苦笑道，“靠這樣的官員去實施新法，新法只能成為他們的又一條生財之道，任憑王荊公有幾不畏，也無法改變這種官場陋習。可惜王荊公急於求成，用人不查，錯把上下官員都想象成像他一樣是為國分憂、為民請命的清官。”

“唉，恩師顥也曾談起，熙寧年間的黨爭本來也是其所要避免的，他與王安石雖道不同，但與之論事亦心平氣和，荊公也多為之動，但言路好直者，必yù力攻取勝，由是荊公與言者成敵矣！”楊時想想王爺說得不無道理，“其後恩師又言：王介甫xìng狠愎，眾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屈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此之甚也。”

‘王安石變法’在後世也多有爭論，這方面的東西趙檉前世也曾看過，知道楊時其實他還有半句他沒說，程頤後來反省說：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rì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現在楊時既然知道了，不管是其礙於面子不肯說，還是不想言其師之過，趙檉也不想讓其下不來臺，便只是笑笑沒有揭他老底！

“既然大家都明白了，本王也不多言。常言道：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只是希望我們放棄什麼新舊之爭的老賬，取其中有益之處，對民對國有利的都要為我所用，但也要勿忘其中教訓，再入歧途，在西北留下一段佳話！”趙檉起身道。

“願追隨王爺，為民謀利，為國盡忠！”眾人起身齊齊施禮朗聲說道．．．

窩心奔忙數rì，終於挑定了新房，進入裝修階段，這也是個大戰役，又要省錢，又要舒心，左思右想真是窩心！。。

第三十五章　難題

古人將夏、商、週三朝合稱“三代”，而宋朝連同先前的漢朝、唐朝又被稱為“後三代”。所謂“三代”，即古人理想中的美好時代。當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則認為，豈止夏、商、周，即使漢、唐，也不能同宋代相提並論。他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古人的“三代”說具有濃厚的崇古復古傾向，而陳氏的“造極”說則不無道理。的確，宋代縱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又一個新高峰；橫比世界各國，超過世界各國，是當時世界上經濟最發達、文化最繁榮、科技最先進的泱泱大國。

分裂與統一都各有一種相對xìng。宋代確實結束了晚唐五代以來的分裂割據局面，傳統觀點也認為宋的建立消滅了分裂，實現了中原王朝的統一，標誌著晚唐五代以來分裂割據局面的結束，標誌著統一的封建國家的重建。但倘若把視野放寬到大中國的範圍內，相對於宋朝來說，遼、金、西夏都已經不是周邊附屬xìng的民族政權，而是在政治、軍事、經濟諸方面都能與之長期抗衡的對等的少數民族王朝。

比起宋來，契丹族建立的遼朝在立國先後上和疆域上都應該排位老大。唐天祐四年，耶律阿保機透過部落選舉成為契丹族的部落聯盟長，十年以後，耶律阿保機廢除部落聯盟制。正式稱帝。國號契丹。遼朝的疆域東臨今天的rì本海，東北到外興安嶺和鄂霍次克海，北至今s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