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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著銀行家常打的那種領帶，頭髮幾乎花白，剪得很短，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手指靈活得像個鋼琴師，左手腕上戴著一塊厚厚的銀表。這塊表當然是瑞士生產的，面盤呈深藍色，可以承受超高壓。彼得森雙眼呆滯、表情漠然地打量了加百列一陣子，臉上有種熟知機密、深諳內情的人士特有的倨傲。

“別墅兩道門的密碼，”他和貝爾一樣，都跟加百列說英語，只不過他幾乎一點口音也沒有，“你把它們寫到哪兒了！”

“我沒把它們寫下來。我跟貝爾軍士長說過了——”

“我知道你跟貝爾軍士長說過了，”他呆滯的雙眼突然有了生氣，“但你現在是在跟我說話，我問你把它們寫在哪兒了？”

“我打電話給倫敦的伊舍伍德先生，他把密碼報給我了，然後我就用這兩個密碼開啟了別墅的安全門和正門。”

“你把密碼記在腦子裡了？”

“是的。”

“那你現在報給我。”

加百列冷靜地把密碼背了出來。彼得森看了看貝爾，後者點點頭。

“你的記憶力真好，德爾韋基奧先生。”這一次，他說的是德語。加百列茫然地看著他，彷彿聽不懂德語。彼得森說回了英語。

“你不會說德語嗎，德爾韋基奧先生？”

“不會。”

“可是那個從火車總站把你送到別墅的計程車司機告訴我們，你德語說得很流利啊。”

“會幾個德語單詞跟會說德語完全是兩碼事。”

“司機說你告訴他地址時，德語說得很流利，很自信，而且帶有柏林口音。跟我說說吧，德爾韋基奧先生，你講德語怎麼會有柏林口音？”

“我跟你說過了，我不會說德語，只會幾個德語單詞。我以前為了修復一幅畫，在柏林待過幾周。估計我的口音就是在那時候學來的吧。”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

“大概四年前吧。”

“已經有四年了？”

“是的。”

“什麼畫？”

“你說什麼？”

“你在柏林修復的那幅畫。作者是誰？那幅畫叫什麼名字？”

“這是商業機密，我不方便透露。”

“都到這個時候了，還有什麼機密不機密的，德爾韋基奧先生。我想知道那幅畫叫什麼名字，畫主是誰。”

“那是私人藏家收藏的一幅卡拉瓦喬的畫。畫主的名字真的不方便透露，很抱歉。”

彼得森頭也不回地把手伸到後面，朝貝爾要東西。貝爾從資料夾裡拿出一張紙遞給了他。他滿臉遺憾地看著這張紙，好像在看別人的病危通知書似的。

“我們在電腦資料庫裡查了你的名字，發現你在瑞士沒有犯罪記錄，就連交通違規記錄都沒有。我們聯絡了義大利的同行，他們也沒查到對你不利的記錄，但他們說了一件更加有趣的事情，那就是1951年9月23日出生的馬里奧·德爾韋基奧在二十三年前已經在都靈去世，死因是淋巴癌，”說著，他抬起頭，目光如炬地盯著加百列，“你認為兩個人同名同姓且出生日期相同的機率有多大？”

“我怎麼知道？”

“我覺得這個機率微乎其微。我覺得叫馬里奧·德爾韋基奧的人只有一個，你為了獲取義大利護照，盜用了他的身份。我不相信你的名字叫馬里奧·德爾韋基奧，實際上，我敢肯定你不叫這個名字。我認為，你的真名叫加百列·艾隆，你在以色列的情報機構工作。”

彼得森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這不是開心的笑，更像是一張白紙被撕開了一道口子。

“二十五年前，你暗殺了住在蘇黎世的巴勒斯坦劇作家阿里·阿卜杜勒，哈米迪。殺人後，你在一個小時內逃出了這個國家，可能在午夜時分就已經回到了特拉維夫的家裡，安心地躺在床上。但是這一次，恐怕你哪兒也去不了了。”

4

蘇黎世

過了午夜，加百列被人從審訊室轉移到辦公樓另一側的牢房裡。這裡很小，牆壁被粉刷成死氣沉沉的灰色，裡面只有一張床——與其說是床，不如說是個鋼架，只不過上面蓋了張床墊而已。廁所裡鏽跡斑斑，馬桶裡的水不停地衝著。鐵絲網後面的天花板上掛著個電燈泡，一直在嗡嗡作響。他的晚飯一直放在牢門口的地板上沒動，盤子裡有一根肥膩的豬肉香腸、幾根蔫蔫的綠色蔬菜，旁邊還有一碟油膩的土豆。他懷疑那根豬肉香腸是照彼得森的意思，故意送來羞辱他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