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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導致外交上失敗的一個主觀方面的原因。

術篇第89節　委曲求全

委曲求全，退讓導致國土破碎

委曲求全，源出於《漢書．嚴彭祖傳》，曰：“凡通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苛求富貴乎？”是說，要想仕途發達，最根本的是要修身養性，走“王道”，而不應為了追求榮華富貴，而低三下四，委曲自己。後來泛指為，為了達到某一目的，勉強遷就，使自己受委屈。蔣介石在對日外交上，明確地提出並踐行“委曲求全”的外交策略。

事例：

蔣介石在軍事上、外交上的失敗，遭到國人的譴責，被迫採取了一些應付措施。１９３３年春，進行了長城抗戰，這是“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國民黨軍隊在華北進行的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然而，蔣介石並沒有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主義，正是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路線，導致了長城抗戰的失敗。

早在長城抗戰的初期，蔣介石為了集中兵力實現“先安內”的“剿共”計劃，就開始同汪精衛密謀與日本妥協。派人與日本方面接觸談判停戰問題。日本方面提出了苛刻的條件，（一）要求中國軍隊從速撤至延慶、順義、寶坻、寧河、蘆臺線以西、以南，此後不得越線前進。（二）中國軍隊照線退卻，日軍不追擊。（三）日方如確認第一項實行後，自動撤退到長城線，並堅持中國派軍使陣前求和。

何應欽、黃紹竑、張群決定按照日方要求，先派軍分會參謀前往密雲接洽停戰。同時將日方條件電告蔣介石和汪精衛。汪精衛、蔣介石都表態支援接受日方的停戰條件。蔣介石在回電中說：“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當負責。”在蔣介石委曲求全的指導思想下，進一步向日本妥協退讓。

１、陣前求和，籤城下之盟落罵名。

５月按照日方提出的三步屈辱停戰辦法，北平軍分會高階參謀，前往密雲日本關東軍第８師司令部請求停戰，即所謂“陣前求和”。日軍第８師師長讓中方簽訂所謂《覺書》，提出５條，條款主要內容同上述三步停戰辦法，中方認為第三條含有侮辱之意，日方雖然答應改，也只是搪塞而已。對於這樣的屈辱性的《覺書》，蔣介石不加以反對，反而表示諒解。這就更助長了日本的囂張氣焰。

５月底，中、日雙方代表在天津塘沽進行停戰談判。日方首席代表岡村寧茨首先提出停戰協定草案，並說明這是關東軍的最後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國代表在一個半小時內作允諾與否的答覆。中方首席代表熊斌閱讀草案後，提出書面的《中國軍代表停戰協定意見》。岡村寧茨竟然表示，中方對日方所提停戰協定草案，只能回答“諾”與“否”，一切宣告必須等待停戰協定簽字以後再行商議。雙方相持了一段時間，離日方要求只有１０分鐘的時候，中國代表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籤了字，這個喪權辱國的協定內容共五條，除了要求中國軍隊按指定地點撤軍、日本對治安方面的要求外，還規定日本軍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對中國撤軍行動進行監視。這是典型的城下之盟。

《塘沽協定》簽訂後，國民黨政府極力為之辯解，參加簽訂協議的中方首席代表熊斌發表書面談話，強調停戰協定“完全屬於軍事範圍”，但對雙方達成的４項口頭協議，特別是“徹底取締”排日的政治要求，卻秘而不宣。６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３２次臨時會議，透過議案追認《塘沽協定》。６月５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對《塘沽協定》加以美化，稱：“協定成立，停戰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暫可安息；國際形勢，當有進步，對內對外，得此整頓準備之餘豫，其足為復興之基乎！”這是十足的阿Ｑ精神。

《塘沽協定》承認滿洲的既定事實，在長城以南設立廣大的非武裝地區，是繼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之後最嚴重的一次賣國條約，是蔣介石在對日外交上委曲求全的結果。這個《協定》遭到舉國一致的反對。

２、推進所謂“日中親善”，日本回報的卻是策動華北自治。

《塘沽協定》簽訂後，日本透過強力獲得了他想要得到的東西，為了緩和一些氣氛，便於１９３３年９月開始標榜“和協外交”，作出願意改善中日關係的姿態。為謀求與日本的妥協，１９３５年１月，國民黨方面發表了《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的長文，這篇文章是蔣介石口授，由御用文人陳布雷執筆寫成的。經陳布雷的建議以徐道鄰的名義發表。蔣介石在這篇文章中表示：“日本人終究不能做我們的敵